其次，政府采购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冲突。

　　我们还是先从前述所介绍的案例进行分析，然后再阐述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前面提到的案例将地方性法规作为认定无效政府采购合同的合法依据，显然有悖于法律规定。我国《合同法》只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才是无效合同，但没有规定违反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可以认定合同无效。此外，根据责任法定原则，行政处罚决定应该明确被处罚人违反具体的法律条文。提供发票与实际采购内容不一致，违反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条款应该叙述清楚。前述案例除了所指出的问题之外，其产生还是有一定的根源。因为我国《政府采购法》在无效政府采购合同的认定标准与其他法律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第三，无效政府采购合同的处理结果存在着冲突。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政府采购合同无效后，将溯及既往，从合同成立之日而不是从确认合同无效之时起无效。由于无效的政府采购合同在内容上具有违法性，当事人即使在事后追认，也不能使这些合同生效。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决定了法律不仅要使合同无效，而且还应该责令当事人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效力和处理结果是按合同是否履行来确定的，即采购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也就是尚未履行的政府采购合同为相对无效合同；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的，确认其有效并允许其继续履行，由此造成的损失通过民事赔偿责任去解决。这里的处理方法与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完全相悖。不仅如此，倘若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存在着串标，但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是宣布这份政府采购合同无效还是撤销这份合同呢？因为对于采购主体有串标行为而签订合同的，按照前述的处理结果是应该撤销这份合同，而依照后一处理标准是宣布合同无效。同样，如果采、供双方都存在着贿赂行为，处理的结果也是截然相反。

　　综上所述，产生上述冲突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定性还没有正确的认识，简简单单地适用《合同法》还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二是我国存在着两部在同一位阶的法律，存在着权力之争，致使立法机关顾此失彼。解决前述原因，还须统一公共采购的主管机关，然后由事权明晰的机关来理顺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