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红:《旧抄内定律例稿本》作者置疑(中)
发布日期:2009-05-18 文章来源:互联网
五
依笔者愚见,时下一些中法史(包括思想和制度)的研究中, 对待史料的态度存在三大误区。
第一,很不注意法史文献的发现、阅读、研究和整理。 目前的中法史研究似乎是一个“理论”和“方法”泛滥充斥的年代, 很少人——其实是越来越少有人—— 有兴趣和有能力在法史文献的发现、阅读、研究上下功夫。 对于法史文献的整理,很多人更视为畏途, 认为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整理的“利润”很薄,做不好还挨骂, 倒不如等别人把材料整理出来,再直接利用,既方便,又不会挨骂。 同样,越来越少有人作“实事求是”的实证研究了,似乎这样做就不 Fashional,而显得落伍了。相反,很多人喜欢采取“ 拿来主义”,从法理学、部门法或其它学科“肢解”或“嫁接” 来一个较为时髦的理论框架或者观点, 然后就是找各种对自己观点有用的材料,作为论据, 证明事先早已确定的结论(注意:这里所谓“事先早已确定的结论” ,决不等于事先的假设),而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或视若不见, 或根本不肯下功夫寻找,也就无法知道有那些材料的存在。 更有的一些研究者对两三个或多个研究对象的个体都没有较为全面、 准确的把握,也率尔操觚地做起了所谓的比较研究来。也许, 在有的研究者看来,目前有关中法史的诸多个体对象研究已经足够, 对一些主要的问题已经弄得再清楚不过, 也就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多浪费时间了, 现在最需要和最应该进行的研究就是比较研究。其实未必如此, 我们对于中法史上很多的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呢! 例如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对传统法律从思想到制度上究竟有何影响, 又如何认识这种法律思想的混同? 清代司法实践中可资利用的法律形式究竟有多少种, 互相的关系又如何?等等。我们对传统法律的了解,在沈家本、 薛允升等人面前,可能连作“小学生”的资格还不够呢。因此, 对中国古代法律资料的更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 既是重新全面认识和评价中华传统法系的基础, 更是建设全新的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合理基点, 也应是我们目前中法史研究迫切需要的。
第二,看似注重史料的征引,实则或征引材料来源不够可靠, 或处于“堆砌史料”的水平。前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征引二手、 三手或多手材料, 有些人还较为老实地注明转引自哪本著作或那篇文章, 却懒得去核对原始材料32;有些人竟干脆不注明出处, 俨然是自己亲手所得,如探囊取物般, 在文中或书中堂而皇之地作为原始资料处理,实则是一种盗窃行为。 小则是小偷小摸,偶然为之,有时真是很难被人发现; 大则是生吞活剥,假借学术整合之名,批量复制,规模化再生产, 却也可以沽名钓誉于一时。对于这些人,最初利用二手、 三手或多手材料的时候,可能还有些羞耻之心,有所顾忌, 但是长期这样下来,那点羞耻之心早已被某种动物吃掉了, 越加肆无忌惮起来。学者间你来我往,偶尔还会见见面, 即使有些明眼的人看出来了,碍于情面,也不愿意点破。 而且上行下效,流风所及,在有些地方弄得乌烟瘴气。作为后者, 史料是原始获得的,却不加采择,囫囵吞枣,眉毛胡子一把抓, 将材料成段成段往上堆砌,看似材料很丰富,篇幅也上来了, 却没有重点。有时,甚至诸多材料之间存在互相矛盾之处, 却不加辨别,硬性搬上来,拿成堆的史料“吓唬”人。 这样写出来的法史文章或著作,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 虽然对于作者评定职称是有实效了,却真正令阅者难过和生气。
第三,对史料的盲信盲从。这主要是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所致,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客观上对于某些历史阶段、 某些法史专题的法史资料现存十分有限。即如秦汉两朝法史资料, 就存在诸多盲点,尽管几十年来有若干相关重大考古发现(如《 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等), 但是对于全面把握秦汉时期立法和司法的全貌还是远远不够的。 再如尽管明清时期法史资料汗牛充栋, 但是对于研究某些具体法律专题,却也未必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 对于这种客观上的“史料瓶颈”,一时之间(有些可能是永远) 无法突破,作为研究者本身可能真是无能为力。但是, 对于现有法史材料的阅读和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 也不应该局限于现有的结论和观点,而不加区别地承袭下来。 如果这样,中法史研究结局只能是在原地画圈,画地为牢, 自寻死路。
其次, 主观上对于一些现有的常见或稀见的法史资料过于盲信盲从。 此又可以分为两点。(1)对于现有的常见史料, 一般都会有些既定的评价或成说。但是。一方面, 目前法史研究所利用到的(包括已经整理出来的)法史资料, 只能是法史资料大山上的一块石头而已,可以拓展的空间十分广阔。 因此,以往那些所谓既定的评价或成说,也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即使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入, 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勇气说绝对真理就在自己的手中。 如果不从法史材料上的拓展上下功夫,中法史的研究就是陈陈相因, 故步自封。(2)对于稀见史料的态度也存在一定问题。 历来有一种习气,有些人一贯喜欢以稀见的偶然性的材料来否定“ 通说”或“成说”。当然,“通说”或“成说”是很荒谬的, 毫无道理的,不管它来自哪个权威,自然应该反对,直至推翻它。 同样,即使“成说”或“通说”在事实上基本无误, 却成为了保守的教条,束缚了人们的思考, 我们也是应该用我们自由思考的权利,来批驳它,修正它。可是, 在法史研究中,对于一些所谓的稀见史料, 用之来证明或说明问题的时候,事先也必须作些辨别的工作。 不能一看见稀见的材料,或新的材料,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先入为主地、轻率地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否定,或就以为真能填补了“ 空白”。
再次,对于所能掌握的法史材料的利用, 不能不考虑材料的来源以及某一具体材料的生成背景, 乃至材料本身的说服力、可靠性等问题。例如:历代正史中的“ 刑法志”,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些内容的作者多半不是法律专家, 对当时的立法、司法本身存在相当隔阂。 即使这些内容出自当时法律专家的手笔,也未必是完全可靠的。《 清史稿·刑法志》中的诸多舛错之处,早已说明了这点。再如《 大清会典》和《大清律例》的权威性是人所共见的, 它们对于清代秋审结果的记载,一般仅有情实、缓决、可矜、 留养承祀四种。但是,笔者在查阅当时的秋审档案时, 却发现在每年的秋审前后和秋审当中,还有监候改立决、 永远监禁等几种情况,并且长期存在。33
当然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即如本文所核心探讨的《 律例稿本》的作者真实性问题,在写作《臆解》 一文时也没敢轻易否定沈家本不是该书的作者, 实际上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经过一段思考和进一步查阅材料, 才作出上述否定性的判断。尽管没有办法确定该书的真正作者, 但是自觉认识上更为进步一点,这也算是收获吧。同时, 这也表明对于材料本身的认识、辨别和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 有时真可能因为我们对某些材料或权威的盲信盲从, 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呢。
可能在时下一些法史研究者的眼里,觉得对于《律例稿本》 作者真实性问题的讨论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这样的研究工作只是法史研究的“底层”,相反,“高级” 的研究应该有理论,应该去做比较,那才叫真正的法史研究。其实, 笔者也坚持认为:一方面,对于类似的问题, 也未必一定要弄清楚该书的作者究竟是谁, 只要能够正确认识到此类资料的学术价值,并能在研究中好好利用, 也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对于法史研究的成熟形态, 的确是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适当做些比较, 而不是困在琐屑的考证上。但是,在现阶段,多做些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的考证和研究,而不是好高骛远、“空对空”式的研究, 恰恰是为法史研究奠定长久发展基础的必由之路。 而我们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不能仅仅为了问题而问题, 注重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必要的,不然也就流于琐碎和“ 小打小闹”。
最后,笔者需要重申的两点是:第一, 如果本文所要讨论和所要解决的仅仅是为了证明《律例稿本》 的作者不是沈家本,那么这篇文章也是笔者不屑为之的。第二, 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律例稿本》作者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并进行否定,并非苛求前人,也无意贬低他们的地位和成就。 只是藉此提醒自己和从事法史研究的朋友们,在研读、 利用史料的时候,能对史料的作者、 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史料的权威性、可靠性等, 给以适当的关注和思考,而不是一味地盲信和不加分析地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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