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与功能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们国家一直存在存废的争论，即使是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后，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质疑声仍然存在。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直缺乏完善、系统的法律规定，致使人民陪审员的职权不明确、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方式不便操作、缺乏科学的管理和必要的培训等等。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导致的，从应然的角度讲，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蕴涵着积极的价值与功能，为打消部分人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疑虑，我们有必要对此项制度的价值与功能进行详细的阐释。从法理学上讲，法的价值与功能是不同的，法的价值是抽象的、更高层次的对法的判断，而法的功能是具体的、直接的对法的判断。下面分述之。

    一、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

    总的来说，人民陪审员制度拥有所有民众参与司法方式（英美的陪审团式，德法的参审式）所应具有的价值，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实现了纯粹由专业法官审理时难以完全实现的自由、民主、公正、人道四大价值。 

   （一）自由价值

    自由可以说是法律的最高价值，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博登海默指出，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个显要的位置。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1]实现自由是所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在美国，陪审团制可以通过无责任司法防止政府通过司法侵犯公民自由，也就是说这些陪审员是审判组织的临时人员，案件审理完毕以后就回到民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不担心政府的报复。实际上这是一种责任分担的方式，由所有民众承担审判的后果。陪审员通过“无理裁判”，可以“不顾法律而做出无罪判决”用“事实不成立”的名义拒绝适用他们认为的恶法，以此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在英国，理论上也认为，陪审制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宪法保护，是自由存在的灯塔。正如英国法官丹方认为的：“每个陪审团便是一个小议会,陪审团的意见便是议会的意见,陪审团的审理是正义的工具,是宪法的车轮,它如同一盏灯照耀着自由的存在。”[2]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虽没有象美国陪审团这么大的权力，也不允许不顾法律而做出判决，但他们可以把社区知识、生活经验、民情风俗带入审判中，防止司法的机械，从而实现保护公民免受司法追究或免受更重刑罚的自由。从这一点上说，自由和正义是等同的。

   （二）民主价值

    陪审制度作为民主的产物，本身即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陪审制度创设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权力实质上的主人，因此，国家必须提供一定的途径和方式让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和权力的运作，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一般来说，都是通过赋予普通民众选举权和参与权，通过行使选举权选出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通过参与权实现对国家的管理和对权力的行使。如果说人民通过选举权表达了抽象的政治意愿的话，那么人民通过参与审判则实现了具体的政治意愿。也可以说行使选举权参与立法是实现了一般正义,而陪审则是法律最后适用阶段、实现了具体的正义。因而，陪审制和选举制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两个重要的直接结果，也是它的最终结果；它们两者在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理念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公民之手。”[3]

     历史表明，在人民主权原则得到真正尊重的时候，陪审制也获得了考虑和重视；在人民主权原则只能得到虚假的肯定或者被抛弃到九霄云外的时候，陪审制也必将受到削弱、虚化或者摒弃。陪审制简直成为人民主权原则的试金石了。托克维尔曾经举例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凡是曾想以自己作为统治力量的源泉来领导社会，并以此取代社会对他的领导的统治者，都破坏过或削弱过陪审制度。比如，都铎王朝曾把不想做有罪判决的陪审员投入监狱，拿破仑曾令自己的亲信挑选陪审员。”[4] 到现代民主社会，基本都实行了形式不同的陪审制。那些曾经废除了陪审制度的国家，也都纷纷恢复此项制度。如西班牙，日本。[5] 

    在我国，历来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同时宪法赋予了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事务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最直接的体现。党中央今年提出了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揽政法工作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执法为民。执法为民具体到审判中就要体现民众对司法的参与，而不仅仅是狭义的保障每一位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的理解。“从现代法治的发展趋向看，审判事务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和权力集中化，法庭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法律专业人员所“垄断”的用于证据解释和法律解释的场所。而法治构造所依赖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民主，如果不能通过陪审这样的一种制度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司法程序，在法庭中保持普通民众的声音，那么将会导致审判中法治与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道扬镳。”[6]

    陪审制度的民主性主要是通过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司法体现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这种民众的参与必须体现出广泛性，让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参与进去，而不是被少数人垄断。要实现这一点，就不能对陪审员的资格作过多的不恰当的限制，同时保证这种选出机制的随机性。因此，陪审制度要体现民主性的价值，就必须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不能对事物有辨别和认识能力，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在美国，他们强调，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年龄（成年人）、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你代表社区，可以根据你的感觉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即使政府已经证明了事实的存在” ，“任何人有权从他的同伴的激情和智慧中获益”。[7]因此，从陪审的本意来看，陪审员应当代表具有政治权利的各个阶层，而不是精英的代表。随机挑选的陪审员能照顾到各种价值的平衡，而避免根据少数人的偏见判案。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中，把人民陪审员的资格限制在具有大专文化，直接导致了陪审员的精英化，有悖于陪审制度的民主价值。对此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

    （三）公正价值

    公正永远是司法的追求。人民陪审员制度对实现司法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从法理上说，公正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我们首先来看对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陪审员作为来自基层社区的普通民众，可以把社区价值、生活经验、地方风俗人情带入审判，而社区价值、生活经验、地方风俗人情等此类民间智慧正是职业法官所缺少的。而且不同的陪审员由于社会职业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弥补专业法官在知识结构上的局限，因而陪审制做到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将社区价值和法律准则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有助于法官更为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更好的实现个案正义。对此一点，贝卡里亚早有论述，他指出：“优秀的法律应当为主要的法官配置一些随机产生的陪审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感情做出判断的无知，较之根据见解做出判断的学识要更可靠一些。……如果说寻找证据需要精明干练，做出结论必须明白准确的话，那么在根据结论做出判断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而一个总是期望发现犯罪同时又落入学识所形成的人为窠臼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谬误。”[8]美国著名比较法学者约翰?朗拜因（John Langbein）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陪审员可以引入非法律职业技巧，某种程度上对法律的无知，在刑事审判中已被看作是一种美德，让一些既未受过法律训练，也未日常从事刑事司法工作的公民参与审判可以带来实际的益处，因为：（1）非法律职业者能够带来新的视觉。因为有长期审判精力的职业法官可能变得麻木不仁，而非法律职业者由于以前没有千遍万遍听过同样的辩解，他们可能在某些案件中，对辩解的真伪较为警觉；（2）非法律职业者由于比职业法官更接近日常生活，更了解普通人的经验，因而能更好的发现事实并使用法律；（3）非法律职业者还能把所拥有的民间智慧带到审判中去。”[9]另外，在专业性或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中，如专利、医疗等方面的案件，如果有具有此方面专业知识的陪审员参加审判，更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对此台湾学者张丽卿指出：“由于法官专业知识不足，如果能够选出具有专门知识且理解专业判断意义的人来参加审判，较能切中要点，深入案情，减少偏差，有助于事实的澄清。所以，采用专家参审能弥补职业法官因缺乏专业知识所容易发生的裁判错误。”[10]总之，陪审员参与审判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案的实质上的实体正义（区别与法律规定层面的机械正义）。接下来，我们来看人民陪审员制度对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程序正义是指诉讼程序本身所蕴涵的内在价值。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在程序公正上的裁决与惩罚才能信服于人，才能在定分止争、化解纠纷中起到积极作用。一般来说，程序正义判断的标准有，程序是否民主（是否有民众参与，与诉讼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是否充分实质性的参与，程序是否公开等）、裁判者是否中立、控辩（原被告）地位是否平等、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等。由于程序正义有以上这些判断标准，而这些判断标准正好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所要体现的，因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功能部分论述。

    （四）人道价值

    “司法中的人道是人作为人因为宽容与良心产生的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11]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下，普通民众能够参与案件的审判，虽说他们要受到一定的法律培训或类似英美法中法官的指示，但他们终究不是职业法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在判案时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朴素情感和良心。而且，由于法律不可能规定的完美无缺，在判案时无法直接照搬法条，此时裁判者判案部分就建立在自己对案件的心里感受和良心上，而作为“社区缩影”的陪审员是社会心里的反映，陪审员的心里感受和良心相较于职业法官来说更为客观和宽容，因为他们没有职业法官囿于专业的视觉或行业的利益所出现的某些偏见。由他们来判案能够更加合理地将宽容与良心运用在具体的案件中。在美国,有学者经过实证调查研究后发现，陪审团对被告的看法大都有利于被告人。Kalven和Zeisel在《美国陪审制度》一书中介绍，通过对3000多个刑事案件的调查，研究人员发现，超过75％的案件法官和陪审团的看法不一致，而在不一致的案件中，大约80％的案件是陪审团对被告人的态度比法官要宽大。[12]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

    前面我们谈到，法的功能和价值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别。但许多学者在论述陪审制度时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下面我们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作一阐述。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实现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司法民主的一项重要表征，亦是程序正义的标准之一。通常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审判公开指审判应允许民众旁听、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但民众的旁听，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毕竟是少数，只能算是审判公开的一个方面，也只能说是形式上的公开。在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情况下，一方面陪审员可以直接参与审判过程，另一方面还可以参与最为核心的案件评议，而且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而陪审员参与审判对审判公开来说是实质性的公开。由于陪审员是不特定的公民，具有广泛性和随机性，陪审员参与审判这就相当于间接地向广大公民公开了整个司法决策过程，不再仅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审判过程公开了。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不独立在我们国家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法院整体的不独立和法官个体的不独立。造成司法不独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就是法院或法官受制于外在的力量。而作为普通民众的人民陪审员不存在受制于谁的问题，也不存在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利益。他们通常与其履行陪审职责的法院以及有可能对该法院施加影响的政府、政治、政党势力等外在力量没有隶属关系，因而一般不会象法院或法官在受制于外在力量或为了个人利益而屈从甚至迎合上司、政府、政治、政党势力，以至于丧失独立性。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候选人具有不特定性、广泛性，在选举上具有随机性，在任职上具有临时性，这种特点决定了陪审员不容易受到人情关系或金钱的干预和腐蚀。因而可以说，人民陪审制度司法独立的功能，正是缘于人民陪审员与案件及其他外在力量的“利益无涉”性从而产生的身份独立性。实行陪审的案件，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基于公正司法的共同目标能形成对抗外界干扰司法活动的合力，从而减轻了外界对法院和法官决策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案件。所以，实行人民陪审制度是实现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在当今司法尚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过更多的途径和渠道来保障司法独立，因此从这一点上说，人民陪审制度只能加强而不能废除。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廉洁

    这种功能来自于人民陪审员对审判的监督机制。陪审员参与审判，就等于在职业法官面前插入了一个外在的力量，这种外在力量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监督机制。“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会比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更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在‘外人’面前往往比亲友或熟人面前更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参与审判的法官只有一个或者都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那么一个人敢于贪赃枉法的机会比较大。如果一个法官与数个其不相识的陪审员共同审判则该法官在各种诱惑面前必然要三思而后行。”[13]另外，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意味着对职业法官垄断的审判权的一种分割，而这种权力的分割能有效地防止由于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司法腐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对此。我国台湾学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司法裁判有如餐厅之厨房，在该处工作的人皆为专家，因为每日一起工作，因此对于伙伴何时欲做何事，相互间大致都能知晓，工作环境由此也变得轻松快乐，厨师在掌厨时常常边哼唱歌曲边说笑话；但客人一旦进入厨房，情况就会完全改变，轻松安乐的气氛立即消失，由于意识到客人在场观看，厨师的工作态度就会变得规矩而认真。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司法活动有与此类似的作用。[14]因此有学者指出：陪审员是参加国家司法审判的第三只眼睛。[15]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

    这一功能的实现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实现是我们前面所谈的一系列因素的结果。一般说来，只有一项公正的裁判才有可接受性。在陪审制度下，能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包括实体和程序的公正）。同时，由于普通民众参与裁判，增加了审判的亲和力，再加上陪审制度所具有的人道价值，使裁判的可接受性大大提高。这些我们在前面都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一点罗伯斯比尔曾有论述，他指出：“只有想到会采行陪审制度，我就至少不再因有把自己最宝贵的利益信托他人的危险而感到害怕，因为我的利益至少是委托给与我平等的人们，即由人民选出的普通公民，他们不久就要回到群众中来，将要服从他们刚才对我实行过的那种同样的权力。”[16]

    （五）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益

    陪审制度能否提高司法效益要具体分析。在英美法国家实行陪审团审判，这种陪审团审判确实是耗时、耗力、耗财的，如辛普森案件审理了长达一年多，仅挑选陪审员就花了将近一个月。但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实行的参审制却大大的提高了效率。美国学者经过考察后认为，现代德国的参审制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审理着案件。在两名陪审员与三名职业法官组成的大陪审庭里，审理一个严重刑事案件平均需要一天的时间；在两名陪审员与一名职业法官组成的小陪审庭里只要两个小时。与美国的陪审制度相比，参审制的结构加速了德国的诉讼程序，因为它摒弃了陪审团制度种那些耗费时间的特征。[17]我们国家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大陆法国家的参审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会出现象英美国家陪审团制度那样耗时耗力的情况。而且，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相应节约职业法官的数量，节约下来的职业法官就可以参与其他案件的审理。而且在有陪审员参加的审理中，陪审员可以发挥其优势进行调解，从而提高审判的效率。另外，正如我们在第四点中谈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因而也就相应的减少了上诉的成本。

    以上是我们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做了一些应然层面的阐释，功能是价值的基础，价值是功能的抽象与提升，而各个价值与功能之间又是互相支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些应然的价值与功能要想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的实现，仅有这些理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制度的设计。只有制度设计完善了，才不会陷入空谈。文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