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主动为一方当事人变更请求权

　　温某与徐某未婚同居十余年，育有一子一女。近日，温某以“解除同居关系”为唯一诉求，诉诸法院，要求给予支持。不过，温某在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曾言及要求返还婚时嫁妆和抚养一个小孩。

分歧：

　　就该案的性质特点，温某的请求能否成立等产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温某虽然没有在诉讼请求中写明抚养小孩和处分共同财产，但该案的本质权利义务处分也只能是这两方面。为此，尽管原告方在诉讼请求中写的是解除同居关系，但法院最终解决的还是抚养小孩和分割财产。待查明事实后，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可依法判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法院要处分的是财产和小孩的抚养权，但当事人没有在诉状中列明合法的诉讼请求，受诉法院不能依职权擅自变更一方当事人的诉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此案本不应该受理，在受理之后，也就应该裁定予以驳回。  

笔者认为：

　　上述两种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第一种意见仅从本案该处理的结果去谈问题。而第二种意见则是既谈结果也谈程序。对于非法同居现象，我国的司法解释有一种沿革过程。即从最初的有条件承认到“经查明确属非法同居关系的应一律予以解除”，再到“不予立案”，其前提，无非是要求结婚的男女要重视婚姻登记。将非法同居的诉求“拒之于法律门外”，说穿了，就是要树立结婚登记的程序性、合法性和不容忽视性。 

　　未办合法结婚登记便同居一室，是当前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曾有司法解释，列专条指明处理办法。将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前的视为事实婚姻。其后的，则视为非法同居。修改后的《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已经不承认未结婚登记而同居。婚姻不是儿戏，一纸证书却维系了组合家庭的男女双方诸多的权利义务。温某与徐某相处十余年，在邻日看来是夫妻，但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则属非法。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作为居中裁判的司法部门当然不是民间调解组织，他是国家审判机关。随着相应庭审程序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是益完善，尤其是举证质证等庭审规则的确立，使法院已从过去的“大包大揽”，过渡到依法审判的正确“位置”上来。这就要求诉讼当事人在主张自己的诉求；答辩、提供证据等方面做到程序合法。用通俗一点的话就“你诉什么”法院就审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便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以及陈述与请求相适应的事实与理由。否则，就有可能不能得到审判机关的支持。这是诉讼当事人所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定。本案中，温某在诉状中的“请求”项中列明的只是解除同居关系。可见，第一种意见“望文生义”将“事实与理由”中提及的请求等同于就是诉讼请求。不仅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与以下情况相背离、相矛盾：其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就明文规定：当事人只要求2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在不予受理的前提下受理了，是受案法院的失误。就这个意义而言，第一种意见明显违犯了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补救办法，只能是裁定驳回，让当事人另行起诉。其二，诉权的提起，是一方当事人在“自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要保护或被侵犯”后，维权时的提起。诉什么，如何诉，胜诉与否，有相应的专门机构可以咨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法院不可能包揽“全过程”。更不能在诉讼过程中“案件的处理实质”为由，主动为一方当呈人变更请求权。其三，从“诉”的过程看，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也不是同一层次、同一法理概念。所谓“请求”，是一方当事人想通过诉讼要达到的目的，是一种企盼结果；而“事实理由”，则是围绕所盼结果而进行的说理与论证。除必要证据外，当事人说理是否充分，是审判者依法裁判的基准，但却不一定是必然。更不是因之而转化为当然的“请求权”的必然。所以，说事实与理由中提及的相应请求，就是告诉一方的诉讼请求。这不仅牵强，更有背于法理及法律文书写作的一般常识与规定。其四，我们知道，维权是一回事，依法维权是另一回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受案法院不能为当事人主动变更诉权。本案中，尽管要处分的实质结果即：“抚养小孩和返还嫁妆”。但也只是在作为原告具备正确的诉求权的情况下行使。受案法院不应“越疽代疱”，主动为当事人提起，或在诉讼过程中予以变更。不然，不仅违反了审判者居间裁判的法则，更在程序上“乱了章法”，给另方当事人在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合法性与否上，留下不必要的口实。

 　　综合上述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余俊杰　徐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