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新使命

当前，我们正面临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即如何既刺激经济走出衰退又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维持一种良性的适度增长，如我国提出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可谓后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环境的这一深刻变化，预示着新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即低碳、绿色、人文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法学研究始终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必然要求新的法学观和法律实践。虽然法律制度总是滞后于社会实践，但是法学研究却可以因为其前瞻性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和把握世界法学和我国法学研究面临的新趋势，以促进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这种历史性转变。

一、全球化经济危机揭示现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积弊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末曾经做出科学的论断：生产过剩。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一论断仍然没有过时。当资本主义国家从1923年经济大萧条和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多次逃脱并再度繁荣的时候，人们可能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而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沉醉于福利国家的美好幻境不过30余年之际，再度经历了2007-2009年的全球化经济危机。此时，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学习马克思的理论，以至于部分经济学家发出资本主义已经死亡、社会化主义即将诞生的论点。尽管此次全球化经济危机对各国的影响并不相同，但本质上，它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1．全球化经济危机对各国的不同影响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蔓延至今，对世界各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美国，首先是大批金融机构因为不良贷款而破产，居民信用消费受到抑制，超前消费的神话破灭，连带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普遍陷入不景气，失业率上升，代表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民主党政府上台，推行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进口受到抑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实行刺激经济发展的新能源政策。在欧洲，奉行中左翼政策的英国工党政府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所取代，正在反思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谋划如何刺激经济活力。在英法，抗议降低工资福利、增加工作时间的罢工和要求降低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呼声并存。而冰岛和希腊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公务员和产业工人又因为政府削减工资福利而不断抗议。德国大力提倡欧盟各国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避免类似的国家债务危机。欧美的汽车企业纷纷倒闭或者被中国企业收购。中东、俄罗斯则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石油、天然气价格下跌而蒙受损失。拉美、非洲、亚洲的进出口由于美欧进口的大幅下降而遭受重创，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出现。在我国，美元贬值和美国金融机构破产使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不少出口企业因面临订单减少而被迫关闭或停产，就业问题凸显，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和国企垄断问题同时并存，而奢侈品进口、消费以及海外投资、并购开始上升。在日本，持续低迷20年的经济仍然困扰着人们，年轻人不愿意工作而甘做“啃老族”，日本汽车在美国不断遭受质量问题投诉而陷入窘境，日本政坛动荡不已，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势在必行。

2．全球化时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这些不同的情况，似乎难以用“生产过剩”一言以蔽之。在欧美是超前消费，在日本是就业愿望不足，在中国则是消费不足。但是，这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导致的部分幻象。如果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显露无遗。

首先，全球化正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性本质所直接造成的。在古代，并没有全球化的农业经济。只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时候，才产生了争夺资源的殖民地战争和世界大战等社会历史现象。二战后，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以跨国公司、境外投资、股票和期货市场、电视文化等形式在全球获得了长足进展，使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催生了经济社会的全球化。着名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界60年代提出“地球村”概念。如今，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可见，全球化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在全球不断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就是要在全球拥有可使用自然资源的各个角落去寻找利润，为此，它的触角向章鱼一样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寻找廉价资源和超额利润。客观地说，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利弊兼有。利的一面，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提高了世界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导致资源逐渐枯竭、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文化认同感疏离、身心健康面临严峻问题，种族、宗教与地区矛盾、意识形态分歧复杂交织，人类和平面临威胁。由此便不难理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总是有人反对全球化的弊端，也总是有更多的人支持全球化。总之，人类需要竭力避免全球化的弊端，使之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其次，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以前，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和后果可以局限在单一国家或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但全球化时代，生产过剩不是表现在一个国家，而是分散表现在具有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全球不同国家。全球化经济时代，各种资源通过全球性的证券、期货市场进行配置，各国的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互相渗透，彼此关联。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就是最典型的全球化经济危机。表面上看，引发危机的美国并没有生产过剩，不过是部分居民暂时支付不起房屋贷款而而已。但需要反问的是，他们为什么支付不起贷款呢？美国居民为什么敢于超前消费呢？因为他们确信全球化生产和市场一直会欣欣向荣，自己的未来收入可以支付得起。因此，生产继续扩大，市场信心依然高涨，价格越来越高。但是，当价格偏离了价值过多的时候，价值规律必然要发生作用，迫使价格回调。客观上，就表现为房屋贷款者付不起贷款。从开发商和银行的角度看，就是他们提供的产品过剩了，超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既然美国存在生产过剩，那么，依赖美国市场进口的欧亚非拉美等其他国家的产品同样就过剩了，希腊和冰岛的政府债务危机，也是因为盲目扩张、生产过剩，投资无法从赢利中收回所致。这就是一国经济危机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内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再次，全球化的生产过剩危机，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全球化市场的监管体系。二战后至20世纪末的50年间，单一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对经济的治理已经变得相当娴熟，迈入所谓成熟市场经济，能够尽量减少周期性经济危机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其消极影响。但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世界开始逐步进入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几乎统一全球。而由于尚未出现世界政府等类似统一的组织，对世界市场经济进行整体治理的主体和方法经验都是尚付阙如。因此，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便无法预防。但是，与20世纪早期比较而言，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毕竟有了很大进步，为了消除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人们可以迅速地形成全球市场经济的监管共识。此次经济危机中，正是因为认识到这种休戚与共的全球化经济联系，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才能联手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促使世界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同时，各国也认识到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进行新的转变。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世界主要国家对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和责任、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2009年9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否决了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引起全球资本市场风雨飘摇。10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修改过的救市计划，该计划因增加了对中小企业和普通纳税人的保障而显得比较公平，全球股市随之回暖。各国在共同谴责国际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无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例如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调整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必要的政府干预，刺激民间实体经济活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平衡生产与消费、进口与出口的关系等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西方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灵而憧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同时，中国经济学家则非常清醒地指出，自由主义经济仍然是必须的。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它们。现在看来，这一理论对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有着预言式的作用。

3．全球化经济危机的根源证明转变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

此次全球化经济危机所波及的范围是空前的，所揭示的问题更是深刻的。综观这一全球化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对世界金融监管、贸易体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深入认识其产生根源，认识到转变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

首先，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是全球化经济危机的直接根源。抛开意识形态因素，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最初是靠实物生产和市场贸易发展起来的，市场成为发现和配置资源的基础。市场的充分发展催生了金融业，后者甚至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金融业是一种虚拟资本，不仅货币的发行总量和流通总量常常超出实际的商品价值总量，而且，品种繁多、操作复杂的各种投机性证券和期货交易大大加剧了资本的虚拟成分。这种虚拟资本发展至今，投机性大大增强，虽然有时可以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更多的时候只是使财富的流动加快，对实体经济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同时，金融业具有赊销性质，鼓励超前支出。一旦出现灾荒和经济预期下降等不正常情况，就容易导致经济崩溃。这次危机中，中国居民个人的资产和消费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说明中国人的储蓄偏好具有很大的稳妥性，当然，也并非说储蓄率越高越好。总之，金融业的虚拟资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峰值，才不至于引起泡沫过大的破裂危险，这就是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制度。例如，个体的借贷额度必须和他的收入状况和还贷能力相适应，一种商品的预期价格必须与生产者的利润水平和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相适应。否则，超过一定比例，个体的还款压力会非常大，商品的供给和消费就会出现很大错位，使人们对经济预期的敏感会非常高，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因资金链断裂、信心动摇而陷入绝境。实际上，对于衍生金融产品的巨大风险和监管漏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早已指出，只是美国政府并未认真做好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监管。危机当初，美国人反对政府救市的争议，反映了人们对金融业监管不力的不满。美国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反对政府救市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不该为不负责任的金融资本家和投机者买单，用政府资金为它们提供担保，显然违背了市场竞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对纳税人和全体公民财产权利的侵害。但是，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如果放任金融危机加剧，不仅会严重损害本国经济发展和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更会殃及大量持有美元的其他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个人。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出手救市。危机过后，美、德、法三国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决定加强金融监管，如处罚了一批涉嫌诈骗的金融企业，力主限制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等等。后全球化时代，网络经济特别是网络信用支付工具的虚拟性质更加明显，非常容易产生诈欺和诈骗行为。因此，发展网络电子商务，也应当建立在实物生产贸易和现金支付的牢固基础之上。

当前，中国正在逐渐加强资本市场建设，逐步加入到全球金融体系之中。虽然中国人喜欢储蓄和实物交易的做法不太可能导致金融风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不可能不发展金融业，而金融业本身必然存在风险管理。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在自成一体的国内货币流通体系中显得比较安稳，但也存在消费不足导致生产不足或过剩的危险。同时，在全球金融业变幻莫测的魔术面前，很可能会吃亏，被国际投机者低价买走。譬如美元贬值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会使中国人持有的美元储蓄大为缩水。因此，发展金融业，建立安全可靠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中国当然是必需的。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是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初形成，是由于房屋贷款人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下降，还贷不足，由此导致贷款机构坏账增多。而贷款机构的流动性不足，又直接导致其贷款银行的坏账增加。由此愈演愈烈，更由于美国银行是世界各国的债务人，遂逐渐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而美国贷款人收入下降，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而趋缓，公司大量裁员，劳动者就业不足，工资下降；另一方面，即使那些就业者，也因为对经济发展前景悲观而降低收入和消费预期。所以，金融危机这一表面的货币流通现象，其根源在于美国实体经济循环出了问题：实体经济的低速增长与金融业等虚拟经济的超速发展相脱节。在美欧，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企业纷纷转移到海外，本地实体经济的增长长期低迷，一遇到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危机过后，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大力推行经济刺激计划和发展新能源经济，目的就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欧洲、日本也都相继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同时，分析造成西方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全球化经济危机的根源。西方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西方经济在本国实现了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遭遇到工人阶级的反抗，促使政府不得不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福利，改善被污染的环境，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削减了其利润水平，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企业创新面临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使企业到海外寻找市场，购买低廉的能源、原材料，使用低廉的劳动力，而维持高昂的商品价格以赚钱超额利润。尽管这些利润仍然部分回流到企业母国，但是，美欧面临市场经济空心化。

再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是现行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现行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经济模式。公司的规模日趋大幅扩张，最终形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垄断，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只不过，这种扩张早已从西方转移到了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呈现的是亚太拉美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推动原材料、能源、大宗商品和房地产等的价格不断走高，世界经济一度呈现过热现象，导致供大于求。美欧经济虽然长期低速增长，但其人民享受高福利，讲究保护资源和环境，注重优雅舒适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容忍以损害劳动者权益和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由此，美欧大企业才纷纷流向工资、土地和环境成本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内就业必然面临不足，居民收入增长也必将面临瓶颈。相反，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亚太拉美等新兴经济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相继进入市场经济的快速上升时期，推高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伴随美欧经济持续走低，亚太拉美新兴经济体逐渐壮大。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使资本赚取超额利润的欲望不断增强，最终败倒在过度的房地产供给和高昂的房地产价格上。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固然可以看作是美元体系崩溃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领导地位丧失的前兆；但同时更应该看到，它预示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经济快速发展道路，甚至为了争夺资源不惜发动贸易摩擦和局部战争乃至世界大战，工业发展曾经以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他们经过多年的急剧扩张之后，发展的步伐逐渐有意识地放慢了，注重保护本国环境和劳动者权益。但是，西方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难以改变，它随即转向新兴经济体，继续以压榨劳动者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赚取利润。这种传统的工业经济高速增长模式正在造成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危机、食品安全以及损害劳动者生命健康等问题，始终遭到各种力量的反对和抵制，直至发生经济危机。

全球化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危机，必须依靠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共同解决。

二、后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新使命

从法学的角度说，此次全球化经济危机，是现行世界经济法律制度的危机。例如，各国在此期间所形成的诸如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调整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必要的政府干预，刺激民间实体经济活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平衡生产与消费、进口与出口的关系等基本共识，都是从法律制度上而言的。在2009年初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温家宝总理提出5点建议：建立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国家金融新秩序和国际金融救助机制，加强根据金融监管，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加强全球问题合作。卡塔尔、瑞士和新加坡三国共同提出全球治理方案，呼吁全球合作成为会议的主流声音。很显然，正如美国已故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关于世界政府和世界法的伟大预见，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可能越来越需要一个协同的国际法律框架来维系全球平衡。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因此，当代我国的法学研究，必须具有世界性眼光。

（一）对新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体系研究成为必须

现在，由于美日欧经济实力面临下降和衰退，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虽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未有根本性改变，但美元、欧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必然需要进行调整，因此，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地位与相互关系、国际汇率如何确定，证券、期货以及衍生金融产品的国际市场如何监管，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中国必须清醒地看到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转变，要求中国在促使世界经济复苏和转型方面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国内有人称之为“捧杀”式的“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要谨慎参与国际事务。尽管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强人意，但毕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潜力是非常巨大的，由此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愈加重要。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大国，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既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又离不开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逐步加大介入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制定和维护新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是必然的。

具体而言，中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利益确定人民币合理的国际货币法律地位，例如它是否应当以及何时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它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的比价如何确定，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金融业组织中的话语权并参与国际货币金融法律体系的研究、起草和制定。目前，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有所增加，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常务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表明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地位有所上升。同时，我国也确定了保持人民币小幅升值和逐渐自由兑换的基本货币政策。而人民币升值幅度、时机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都需要从国际、国内经济和法律方面进行仔细的权衡和把握。中国需要完善自己的资本市场，在继续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尤其要加强对上市公司、股票基金交易的监管，防止内幕交易导致的证券欺诈，要加强对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及其衍生金融产品交易的监管，既要防止垄断，改善服务，又要防范金融风险。中国需要加强对国家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管理的研究，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规则的修订和期货交易所建设，争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期货交易价格，合理确定国内原材料出口价格和国际原材料进口价格，正确引导国内工农业生产，减少由于国际原材料、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

同时，对政府刺激经济的货币金融政策及法律监管效果的综合评估，也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政府出于拯救经济危机的目的，动用货币信贷手段，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种应急之策，而非管理经济运行的常态措施。因此，为了防止这一刺激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法律监管的不足和过度，保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防止制度缺失、僵化造成市场信号失灵，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浪费，必须充分开展有关经济干预政策及法律监管效果的研究。当然，这方面需要政府方面及时公布具体的货币信贷项目清单及其进展状况的报告。

（二）对国际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必须看到，世界自由贸易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具有有时相同有时相反的利益，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企业和劳动者的各自利益也有很大差别。针对此次全球化经济危机，在2009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展中国家呼吁全球合作，而世界领袖美国则唱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调；与发展中各国民众支持政府刺激企业的政策相反，素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美工人却认为化解危机须从社会公平做起。个中原因，需要深思。我们应当从国际社会公平和国内社会公平的利益角度来衡量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政策。这尤其需要加强对国际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研究和改进，认识国际劳资矛盾的深化，探讨其缓解办法。

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国际金融业疯狂追求高额利润而降低风险控制水平。但从生产过剩的实质看，全球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是畸高的资产价格和畸低的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失衡，是全球范围内劳资关系矛盾的又一次集中体现。当低收入劳动者群体收入增长的幅度大大低于房地产价格的增幅，以致他们根本无法按时偿还高额贷款，这就必然导致整个产业链条断裂。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应当看到，房屋作为资本品，高房价对政府、房地产企业、投资者等资本持有者是有利的，而对于收入低微的普通劳动者则显然是极端不利的。因此，各国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可能是给过高的资产价格降温，使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市场利润水平，而不是让企业家、投机者一夜暴富，增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扩大其消费，使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实现基本平衡。而全球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根本上取决于劳资分配的平衡，又决定着全球供求关系平衡。因此，全球劳资分配的平衡最终决定全球市场经济的平衡。这或许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前兆。

世界自由贸易对各国劳工的福利水平即劳动法保护水平并非完全的福音，而呈现复杂的矛盾。资本的流动一向青睐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所以贸易和投资繁荣的地区并非是劳动者福利高的地区。十九世纪以前的世界自由贸易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大幅扩张时期，输出的主要是产品和投资，输入或掠夺的则是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当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民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以后，国内购买力旺盛，超前消费模式形成。而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降低，于是纷纷前往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形成跨国公司，并大量进口外国产品。久而久之，发达国家劳动者的高工资、高福利必然难以为继，因为工资刚性使得工资福利水平难以降低，结果只能是企业外流，国内出现大量自愿性失业。而这恰恰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口产品之时，他们的工人虽然忍受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但增加了工资收入，同时，工人因为国家税收的增加和本国企业的迅速成长，也增加了就业机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所得，正是发达国家的劳工所失，而世界劳工的所失，正是世界资本家的所得。所以，目前发达国家的劳工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每年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场外都有各国劳工的抗议活动。2009年，美国8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所体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法国抗议减薪的大罢工，共同表明了一个基本问题：发达国家对于全球自由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目标是保护和提高本国人民的就业和福利，而不是企业家的利润、外国的出口利益和外国劳动者的就业水平。

当然，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矛盾。任何国家，没有企业和资本的投资，不可能产生劳工。农业和小商品生产主要产生自我雇佣者而非劳工。因此，劳资关系本质上就是现代工商业生产关系，劳资双方就是互相依存的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问题是，劳资之间如何分配生产经营利润？在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可以很好解决，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显然目前还不可能解决。因为各国的发展程度不同，各国劳工的利益诉求自然难以统一。而企业自然是希望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好。所以，国际企业界有足够的共识要求各国政府开放市场，而国际劳工组织则显然难以形成有效行动，要求各国普遍提高劳工待遇。各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然是首先有利于企业界的，而不是着眼于劳工阶层。客观地说，这是因为企业是生产经营的母体，而劳工只是生产要素。从世界范围看，21世纪的世界自由贸易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劳工最为有利，而对发达国家及其劳工，与19世纪相比，当然不利因素要多些。这也是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必然过程。当企业和资本按照惯性不停地向劳动力更低的国家寻求超额利润时，只要存在这样的利润空间，这种发展将不会停止，即使世界要越来越多地承受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要使世界各国达到接近平均的富裕水平，在此期间，它必然降低发达国家劳工的工资水平，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工资水平，直至两者大致平均。此时，全球企业和资本的利润，也就达到了平均利润。至于以后再如何发展，则必然是有新的偶然因素打破了这种平均，从而使发展延续下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工利益、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就像是跷跷板的两头，经常会是此起彼伏。现在，发达国家的劳工唯有重新变得勤劳，才能维持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消费的持续。但这样一来，发达国家必然要优先保护自己国民的就业机会，贸易保护主义必将盛行一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保护发达国家劳工利益的同时，可能会要求具有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提高本国劳工福利水平，以削减发达国家企业外流和进口廉价产品的外在诱因。这自然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减少其就业岗位。因此，未来的世界贸易体制必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劳工、环境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也预示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追求人文和环境品质，逐渐脱离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罪恶和非人性。

总体上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将产生这样一个结果：世界资本的利润开始降低，而世界劳工的工资水平将整体上涨。这或许就是马克思所早已预言的社会主义曙光在全球的诞生。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本国，资本的利润水平和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任何一方绝对的高和低都是不可持续的。如何恰当地调和二者关系，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显然是一个科学问题。

（三）对生态环境法学的研究应当具有前瞻性

伴随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危机也现端倪。传统石油、煤炭能源工业所造成的高污染，被认为是造成世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自2003年全球爆发非典疫情以来，我国2010年又出现很多极端气候灾害，继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后，我国大连也发生类似事故污染水面。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和灾害不断增多。这些危机和灾害对人类的危害非常巨大，必须提前预防。对此，世界主要国家基本上达成共识。例如在2010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危险，同意共同减少全球碳排放，推行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美国好莱坞2010年推出电影《2012》、《阿凡达》，同样表达了对于人类过度开发自然界所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的高度担忧。虽然各国在造成世界环境问题的责任和承担的义务分配方面存在争议，但对于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对世界环境问题的不利影响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中国香港某经济学家认为，鼓吹气候变化危机等等，是美国企图掌控世界的阴谋。这种阴谋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上确实可能存在，但如果因此否认世界环境危机的存在、否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则无疑是肤浅的、有害的。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环境保护的观念基本上深入人心。例如，2010年8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根据紫金矿业污染事故，发布了有关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公开披露环境污染信息。但是，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及最近南京发生食用小龙虾致病事件中，对产品生态环境危害的研究和制度预防没有取得有效进展。此外，关于今年四川各地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和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新闻媒体虽然提及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有关专业研究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

对生态环境法学的前瞻性研究，应当着眼于预防灾害。因此，国家必须尽快建立生态环境评估制度和听证制度，对新药试用、农业新品种推广、植物性和动物性食品生产、水利设施建设、工商业项目建设等方面，必须事先开展生态环境影响研究，通过法定的生态环境评估制度和听证制度，预防生态环境灾害的发生。同时，对那些可能带来生态环境危害的生产企业、设施，必须实行环境污染日常监测制度和环境污染信息公布制度。对那些潜在的地质灾害高发地区，必须建立灾害预警制度。对中短期气候变化和灾害性气候的研究，也必须上升为国家规划，加大科研投入，及时公布研究成果，以指导全国和地区经济规划。同时，还必须修改刑法，加重环境污染事故、地质灾害事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

（四）加强国际新闻传播法制研究，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发展的显着成就，我国文化领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早在2003年，中宣部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就已提出，要健全对外文化交流机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文化产品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扩大与国外友好知名文化集团的合作，推动广播影视节目对外交流和境外落地。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我国文化体制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要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意见》继续要求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文化企事业单位以独资、合资或合作的方式，在境外兴办文化实体，合办报刊、频道、栏目和节目，合作演出和展览，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广播影视节目在国际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确定的基本原则一以贯之：坚持内外并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文化市场，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我国新闻传播领域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允许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来华采访。北京奥运会促进我国制定了首部有关新闻传播领域对外开放的法律，即国务院公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为便于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报道，该规定允许外国记者通过使领馆或外交部签证后来华采访，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并可以聘用中国公民协助工作。而就在该规定即将失效之前数小时，国务院又及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2008年10月17日通过，10月17日起施行）。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立法目的是“便于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采访报道，促进国际交往和信息传播”，第三条规定“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依法保障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的合法权益，并为其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报道业务提供便利。”同时，该法也规定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记者在华采访的法律义务：“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进行采访报道，不得进行与其机构性质或者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第四条）“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采访时应当携带并出示外国常驻记者证或者短期采访记者签证。”（第十七条）

经过日益频繁的新闻领域国际交流、特别是在联合国开展人权问题论战，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国际上不断提出关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构想。2007年10月18日和2008年10月22日，中国代表团在第62、63届联大四委关于新闻议题的发言中提出，联合国应当致力于逐步建立更公正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提供准确、公正、客观的信息，在平衡信息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特别重视发展问题；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间相互理解与对话方面；加强传统通信和传播手段，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为发展中国家媒体提供更多协助和便利，增强其传播本国新闻和信息的能力。今年10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首届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的讲话，鲜明提出了我国对于构建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新主张：当今世界，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媒体应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广泛传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理念，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开展交流合作，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在不断阐述我国关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主张的同时，我国新闻媒体也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开展国际新闻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推动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形成。2009年2月23日，中国日报社的《中国日报·美国版》正式在美创刊。2009年10月8日，由新华社承办的首届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合作、应对、共赢、发展，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路透社、俄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和谷歌等９家媒体机构共同发起，来自世界各地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１７０多家各类媒体机构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发表了《世界媒体峰会共同宣言》。《宣言》认为，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传播技术新型化以及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共通共融，为世界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也为媒体报道世界事件和全球问题构建了重要舞台；媒体要向全世界传播真实、客观、公正、公平的新闻信息，促进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促进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要积极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发展潮流，充分应用高新技术成果，加强与用户的互动，鼓励受众参与；各种形态媒体要相互学习、功能互补、不断创新、共同发展；通过世界媒体峰会开展媒体间信息、人员、技术和经验交流，分享机遇与成果，共同应对挑战、增进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峰会显示了我国积极推动构建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努力，极大提升了我国新闻媒体在国际新闻界的话语权。[1]

因此，我国法学界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新闻传播法制的研究，推进我国新闻传播法制的改革，为我国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政策法律支持。

（五）加强对外国人就业居留、领土、主权、人权等国际法律研究

伴随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对于外国人的吸引力在逐渐增强，外国人来华投资、旅游、就业、留学等日益增多。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已达22.3万人。以上海市为例，1996年，该市为5000名在沪外国人颁发了外国人就业证。2008年，该市就业外国人总数高达6.86万名。目前，由于我国有关涉外劳动争议的法律规定尚不够清晰完善、部分政策法规还存在着滞后，外国人与中国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迅速增加，成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一个难点。而目前我国规范外国人就业工作的法律法规如《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均未涉及外国人就业问题，1996年国家四部委联合颁发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已难以满足当前外国人就业管理形势发展的需要。涉外劳动争议纠纷如何适用我国法律的问题，过去一直在我国劳动立法中处于空白。现在，部分沿海城市如上海、深圳正在进行新的探索。[2]

同时，我国公民和企业赴海外投资、旅游、就业、留学等对外交往日益增多。近年来，中国船只、公民在海外受到劫持、伤害的个案不断增加，我国也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加以保护。如何加强保护本国公民、侨胞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如何对等保护外国公民、侨胞和企业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如何依据本国法、外国法和国际法处理其中的国际争端，例如最近发生的菲律宾劫匪劫持香港游客事件，有关国家对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环境的非议等等，是当前亟需研究的课题。同时，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仍然存在领海、陆地边界争端，伴随海上石油天然气、渔业等资源开采权的争夺，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增强，局部冲突时时有可能激化。最近的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外国人就业居留、领土、主权等问题，涉及国民、国家尊严，属于外交和国际关系范畴，如果处理不慎，非常可能酿成大的国际争端或冲突。因此，必须遵循现有国际法规则进行处理。为此，我们亟需加强对海洋、领土、侨民、外国人等有关国际法的研究，依据本国法和国际法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

人权问题，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一个国际问题，又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2010年，挪威议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的刑事犯刘晓波，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也引起国际法学界的非议。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并且加强了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但是，不可讳言，我国在国际人权法领域的研究和国际合作尚存在很多不足，没有能够根本扭转我国在人权领域的被动局面。这方面，我国法学界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在21世纪的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候，我国要确立更加崇高的国际地位，除了有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必须依靠法学研究等社会科学成就的有力支撑。
 
【作者简介】
阚敬侠，法学学士、民法学硕士、新闻传播学博士。


【注释】

[1] 参见新华网有关报道
[2]王辉、赵晶晶《“洋打工”劳动纠纷如何破解——关于在华就业外国人劳动争议状况及解决办法的调查》，中国劳动保障报，2010-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