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案例一： 记得放假在家里时看了一个央视二套的“经济与法”栏目的案例，仍记忆犹新。案例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农村的保姆，她经人介绍去伺候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有儿有女，但却得不到子女的关心和照顾，在伺候这个老人期间，这个保姆可谓是十分精心，就像伺候自己的老人一样，老人后来很感动，就与这个保姆口头约定，保姆要伺候这个老人终老，老人将自己所有的一套房子以遗赠抚养协议的形式给了这个保姆，在后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保姆对老人悉心照顾，并且和自己家人搬进了原归老人所有的房子里，哪知老人在临终前突然反悔，，以该协议自己没有签名，尚未生效为由，撤销了该协议，又把上述财产以遗嘱的形式，分给了自己的子女，二人对簿公堂，法院理所当然的支持了老人的主张，后来老人去世了，他的那些子女便向保姆要回了房子，保姆没了房子，就没法在城市生活，只得和家人回了老家。

　　案例二： 与此类似的便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二奶案”。四川省的蒋伦芳与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此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其居住地周围群众也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的房产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2001年4月20日，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2001年4月22日，黄永彬因病去逝。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学英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的遗嘱。当日下午，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泸州市纳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并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驳回原告张学英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张学英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我的思考：这两个都是关于遗赠的案件。遗赠是指自然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其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与国家、社会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立遗嘱人为遗赠人，接受遗增的人称遗增受领人。遗赠是遗赠人死亡后才生效的单方、无偿的民事法律行为。遗赠的标的仅仅是财产权利，遗嘱人不得把债务转移给受赠人。遗赠作为公民处分自已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集中体现了民法作为私法赋予公民的自由选择性，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大多关注遗赠人的权利，而忽略了受遗赠人权利的保护，我想这与我国传统的赠与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别人给是一种施舍，不给也别奢求，假如别人给那么即使欣然接受，但在内心感觉亏欠，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与西方契约神圣自由的观念有着截然相反的差别，况且基于我国的法治的大环境，法律从来就没有真正理直气壮的承认过自己的地位，那该死的“法律工具论”仍然在我们国家甚至是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的观念中占据统治地位，真正的法律信仰的缺失，给了虚伪的道德以可乘之机，那么也由此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许多问题，但凡出现有遗赠的法律关系的纠纷时，舆论总会让受赠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使之首先陷于忘恩负义的道德窘境难以自拔，继而丧失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力量和勇气，使诸多类似的案件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公民的正当权利不能得到合理的保护，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性。

　　这两个案例归根结底是道德与法律的博弈和冲突的问题。立足于中国法治的现状，二者胜负完全取决于无能的法官的自由裁量，这种自由裁量往往毫不犹豫地倾向和屈从于所谓的道德，所谓的民意！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法律是最低的道德，然而能否就以此武断地说，法律就比道德矮一头或者说法律是道德的小弟弟呢？引用一篇文章的一句话：“法律要成其为法律，道德就不能成为其藩篱！”



【作者简介】
苗武胜，单位为河南城建学院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