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社会的出行安全

【出处】载《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11日
【关键词】流动社会；出行安全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吃、住、行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低层次的社会需求，车祸频发和交通监管不力首先造成民众普遍的出行恐惧，进而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众所周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推动我国从“乡土中国”到“流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那种一辈子不出远门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这种人口的周期性和日常性的大规模流动一旦被置于地域差距、城乡差距明显的人口大国背景之中，“社会迁徙”就更加不可避免，“候鸟型”生活在造成“乡愁”苦涩的同时也成为当下中国发展的原动力，民工流、学生流的形成就是明证。故此，保证有序流动和出行安全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交通安全也成为政府监管职能的重中之重。否则，一个个鲜活生命消逝可能引发的社会恐慌，必然窒息人口流动促动和培育的应有社会活力。

因此，当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吃、住、行都成为治理难题时，我们就不应该将责任归咎于媒体的“坏消息综合症”，更应该深入调查研究导致如此连续不断“坏消息”背后的原因了。“坏消息论”是一种官方立场。为什么我们的官员特别是承担安全监管职能的公务员如是惧怕“坏消息”呢？是因为对无辜生命消逝的自责还是对失去权力的深刻恐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安全监管岗位的“高危”化？不是“坏消息”本身而是无限连带责任制下“无常感“在作怪。“算我倒霉”只能形成官场的侥幸心理，权责明晰才是各司其职、严格执法的关键。形成敢于监管、敢于担当制度环境的前提是行政责任的明晰化和科学化。否则，人人自危，必然导致安全监管上的人力资源转向对“坏消息”的封锁，形成欲盖弥彰的恶性循环，而安全问题则永远成为问题。

决定安全出行的表见因素有三：人、车、路。修路和驱车都离不开人，可见，道路安全的实质是人的安全，道路通行的不安全也源于人的现代意识。比如，道路规划设计的科学化是保证道路通行安全的重要环节，然而我国道路的规划现状却存在严重的设计性歧视：道路不是作为大多数的行人和自行车主的道路，而是作为少数的机动车的道路（其摩托车车道也常被挤占），路权配置上的“嫌贫爱富”和逆向歧视，导致道路通行者被人为地撕裂为“霸道”的少数和被剥夺正常通行权的多数，二者关系的紧张必然使事故频发。因此，调和二者矛盾的关键在于路权特别是通行权的合理配置，使公路正真成为公众各行其道的安全之道。这就既要求道路设计者和规划者的科学理性，又要求他们具备相应的人文精神。

首先，当我们从自行车大国快速转型为汽车大国时，我们的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司乘人员在内，都缺乏应有的经验积累和心理准备。其次，行政监管漏洞百出也是车祸频发的重要原因。营运成本的居高不下、以罚代管的陈旧管理模式、车辆年检的制度虚置、以及双层卧铺客车生产许可中安全技术论证的缺失等等，都值得监管部门深刻反思。再次，企业特别是交通企业没有道德底线和社会基本尺度的疯狂逐利，也构成了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故此，我们的社会，在熟读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同时，到了认真学习他的《道德情操论》的时候了。最后，就司乘人员来讲，普遍缺少的是对生命的珍视和社会责任的树立，在湖南某市公交车司机的驾照竟然都是假的，交通安全成为了荒唐的游戏。

交通事故无法避免，但恶性车祸必须杜绝。导致道路安全隐患的因素千头万绪，道路建设的粗制滥造，驾考过程的投机取巧，车辆设计的技术缺陷和行政监管的漏洞百出，等等。然而如上所述人的因素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道路安全管理的切入点应该置于对人的行为规范的引导和监管上来，这又仰赖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通过规则的引导、教育功能使之潜移默化为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可见，安全出行环境的优化，最终决定于良好制度下人的行为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就目前而言，应着重进行一下几个方面的建设：首先，加强对到道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者的责任约束和意识提升，公正分配道路通行权；其次，严格驾考程序，完善责任倒查追究机制。再次，开展全民生命教育，形成珍视生命的社会共识；最后，落实市场机制，降低营运成本。




【作者简介】
倪洪涛，单位为湘潭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