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代书遗嘱不符合形式是否可以按照其履行

原告诉称
周某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一号的房屋进行确权分割，并依法平均分割上述房屋租金，租金起止时间从2014年2月23日计算至开庭当日，月租金标准3500元；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周某鹏系周某文和四被告的父亲，徐某花系周某文和四被告的母亲，周某鹏与徐某花生前拥有一处房产，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一号。1993年1月，周某鹏因病去世，2014年4月，徐某花因病去世后，周某文与四被告就涉诉房屋的继承产生分歧，故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
周某兰、周某玲、周某杰、周某聪辩称，不同意周某文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不是周某鹏与徐某花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于2002年购买，即周某鹏去世后购买，登记在徐某花个人名下，因此该房屋系徐某花个人财产。2007年11月徐某花与全体家庭成员签署了遗嘱文件，明确了涉案房屋在徐某花百年之后归周某兰所有，故不存在分割房屋及房屋租金的问题。

被告辩称
周某鹏与徐某花共育有子女五人，分别是长女周某兰、次女周某文、三女周某玲、四女周某杰和长子周某聪。周某鹏于1993年1月19日死亡注销户口，徐某花于2014年4月23日死亡注销户口。2003年3月1日，徐某花委托周某玲与Y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徐某花购买涉案房屋，购买价格为每平方米1290元。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载明：男方41年工龄，女方26年工龄，年工龄折扣率为60.3。2003年7月17日，徐某花取得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人为徐某花。
庭审中，周某兰提供遗嘱一份，载明：“我叫徐某花，我有一处楼房，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一号，我现在决定在我百年之后把此房赠给我大女儿周某兰，该房居住权和产权全由我大女儿周某兰继承，姐弟全部同意我的决定，为避免以后出现分歧，特立此遗嘱。立遗嘱人徐某花，代书人周某玲，同意人周某聪、周某玲、周某杰、周某文，受赠人周某兰。2007年11月30日，此遗嘱一式三份”。
周某兰、周某玲、周某杰、周某聪均认可该遗嘱，并称遗嘱由周某玲书写，随后，徐某花、周某聪、周某玲、周某杰、周某兰依次签字。当时周某文没在场，后由周某玲拿着遗嘱到周某文家，周某文进行签字。周某文不认可遗嘱上其本人和徐某花签字的真实性，并申请对上述遗嘱中徐某花、周某文签名进行鉴定。但因样本较少无法鉴定。
周某文称徐某花生前有10年脑出血病史，周某文提交医院病案，证明徐某花处于脑出血后遗症中，涉案遗嘱非徐某花所立。周某兰、周某玲、周某杰、周某聪不认可周某文所述观点，称母亲在世时虽患有脑出血，但意识清楚，没有任何障碍。


裁判结果
驳回周某文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关于“遗嘱”性质及效力认定是本案争议焦点。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周某兰提供的“遗嘱”，虽名为遗嘱，但不符合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该“遗嘱”虽不符合遗嘱形式要件，但该“遗嘱”是周某鹏、徐某花的继承人签订的协议，周某文对“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在可以对其自身签名进行鉴定的条件下，撤回鉴定申请，同时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徐某花的签名为伪造，故法院对“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徐某花签订“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根据周某文提供的病案，徐某花虽患有脑出血，但没有证据显示其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综上，签订“遗嘱”的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关于涉案房屋中是否有周某鹏的遗产，从证据上看，购买涉案房屋时应使用了周某鹏的工龄优惠，故该部分利益应由各继承人进行继承。但“遗嘱”中已约定了涉案房屋的归属，各方当事人应遵守该协议的约定，故对周某文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