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云辩称：同福证券部不按章办事，造成我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我没有泄露资料，是案犯杨某某偷看我的资料，造成损失责任不应由我承担。一审法院仅判决赔偿我4万元，远远不能补偿我的损失，且我的股票多次被人买入卖出，所交的手续费和税费都应计入损失。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查明：1994年7月29日各股票价格均低于7月28日。案涉买入卖出辽房天、川长钢、粤富华、界龙实业、重庆万里的佣金、印花税、过户费合计2510.61元，129000元保证金从被盗提至发回日止的利息3870元，全部损失共计6380.61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疏于保密，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对造成经济损失有一定过错。上诉人对犯罪分子所持假证件审查不严，亦有过错，对造成纠纷负有相应的责任，对被上诉人的损失应予赔偿。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有：被盗卖股票所交纳的佣金、印花税、过户费以及保证金被非法转走不能获取的银行利息。被上诉人以股票1994年7月28日的低价与同年9月27日之间最高价的平均价为其损失不合理，原审判决不予认定是正确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损失数额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不当，应予更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于1996年7月17日判决如下：

    一、维持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

    二、变更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为：接到本判决之日起10日内，上诉人支付6380.61元给被上诉人作损失补偿。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四个问题：

    一是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自原告朱丽云与被告同福证券部签订《证券交易协议》时起，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委托代理的合同关系，双方各自享有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如双方对交易密码均有保密的义务，被告对原告委托的交易有严格审查“三证”（身份证、股东卡、资金帐号）的义务等等。本案中，被告同福证券部未能严格履行审查“三证”的义务，即未能按约定要求履行义务，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由于被告未能严格审查“三证”，致使案犯杨某某利用假身份证、假股东卡等办理了“电话委托交易”，利用假委托提走了原告的保证金，盗卖了原告的股票，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因被告实施某一违法行为符合多种责任形式的现象，称为责任竞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有多个请求权，既可提起违约之诉，亦可提起侵权之诉，但不能同时或先后实现两项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