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同意应用什么形式表示，在第五十五条中规定。但第五十五条中仅规定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而该种“书面同意”的要求是一种程序性要求，这种程序性要求是应由保险人予以如实说明和指导的，即要什么样的形式才符合要求，是保险人应向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如实说明的内容，表现为保险人的应尽义务。所以，无论“书面同意”形式要件是严格的还是简单的，应由保险人告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何做，不告诉的，或者明知不符合形式要件要求而不表示异议的，应视为是保险人未尽义务或放弃权利。在本案中，保险人未告知这方面的要求，对被保险人的签字也予以接受，至诉讼时也未主张“书面同意”的形式要件要求，不能因此而认定合同无效。

　　第三，关于本案保险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效力，法院认定为其内容与《保险法》相悖而无效，但对与《保险法》哪条规定相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从其适用的法条来看，似是认为违反了第六十八条（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自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的规定。这里有个保险法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的问题。对于投保人解除合同的问题，《保险法》一般条款即第十四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即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应符合《保险法》特别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本案保险合同第三条是对投保人解除合同条件的约定，保险人认为原告作为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应符合该约定的条件，似应是成立的。但为什么未得到支持呢？这是因为保险法特别条款与保险合同约定条款有相互排斥的关系。即在对某个条款未有法律特别规定情况下，从法律一般规定或约定条款；在有特别规定情况下，从特别规定。而《保险法》第六十八条，恰恰是关于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解除合同条件的特别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即第三条的内容与《保险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相抵触，所以，第三条应认定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