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告人罗忠兰主观上的认识因素来看，在当时环境下，被告人罗忠兰也很难认为陈文理的手提包是遗留物，而不是遗忘物。物主将包放在电视机上，已出去40多分钟，直到包厢的客人和小姐全部离开。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不可能认为是物主故意放下的遗留物，而认为是物主遗忘了的遗忘物更加合情合理。对此，我们还可以作一次假设，即该手提包被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拿去了，到底是定遗留物呢？还是定遗忘物？显然应定遗忘物。同时，被告人到底是在物主放包时或放包后不久发现，还是在下班离开包厢之前发现，也难以肯定。如果是后者，被告人更应认为是遗忘物，而且不知遗忘物主是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物主的心理态度来看，不能认为手提包是物主故意放置遗留下来的遗留物；从被告人的认识因素来看，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明知是遗留物。相反，从当时的环境来看，认定物主对手提包曾一度遗忘，更加合情合理。被告人认为是遗忘物也是真实可信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即从物主的心理态度来考察，某一物品可能是遗留物。但从当时的客观环境来看，行为人有充分理由认为是遗忘物并将其作为遗忘物，非法占有。对此，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侵占罪？我们认为，这属于对象认识错误，根据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对此应定侵占罪。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盗窃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特征。从主观上看，行为人把行为对象当作遗忘物，在这种认识因素下，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是侵占而不是盗窃。换名话说，行为人遇上了遗忘物便产生了非法占有故意，如果没有遇上遗忘物，行为人则不会另生盗窃故意去窃占他人财产。侵占故意与盗窃故意，其主观内容是不同的。把侵占故意作为盗窃故意定罪，既违背了主客观一致的定罪原则，又加重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既不科学又也不公平。从客观上看，由于行为人对象处于无人持有状态，行为主观上认为是遗忘物，在客观所采取占有方法是直接侵占。在侵占过程中，虽然也有避免他人发现的隐弊方法，但与盗窃罪的秘密窃取是有本质区别的。因而，我们认为，既使发生遗忘物认识错误，也应定侵占罪。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案关于罗忠兰的定性问题上来。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实际上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罗忠兰侵占的是遗忘物。同时，既使由于认识错误，将遗留物误认为遗忘物，也应按遗忘物对待，以侵占罪定罪，而不能定盗窃罪。由此可见，罗忠兰的行为应定侵占罪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