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生理的角度看，两性人虽非完全的女性，但他（她）还是具有了女性的生理特征。在刑法中，我们不能因为犯罪对象只具有部分特征而否定其整体性质，我们不能因为两性人只是具备了女性的部分特征而否定其妇女的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将两性人视做妇女加以保护也能体现对这一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视。

    其次，按照刑法的规定，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具有加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直至死刑；强奸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具有加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直至死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法定刑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相同。因此，本案若将被害人视做妇女的话，李某将被判处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刑罚，反之，李某最重只会被判处四年至十六年的有期徒刑。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两种幅度悬殊的量刑并非取决于李某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是由被害人先天性的生理缺陷造成的。因此，将被害人不视做妇女将导致对李某的定罪和量刑上出现罪刑失衡的现象。两性人因为兼有女性和男性的特征，他（她）们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他（她）们的拐卖不仅侵犯了其人身自由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对其人格尊严造成了“二次伤害”。由此看来，不将两性人视做妇女加以保护对犯罪人而言，无法实现罪刑均衡。

    最后，将两性人视做妇女并据此将李某的行为界定为拐卖妇女罪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体现了强化司法权和限制司法权的辩证统一。刑法中对具体犯罪的规定都是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出的最一般、最常见也最典型的行为。作为司法工作者，应从纷繁复杂的犯罪事实中寻找那些典型性的因素，并且透过这些典型性因素确定应适用的法条，从而准确定罪处罚。本案中，由于被害人的特异体质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困惑，但不可否认，本案中被害人客观上具备了女性的外部特征，且李某也实施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和出卖具有女性生理特征被害人等一系列可以将其行为界定为拐卖妇女罪的典型行为，因此，对其定拐卖妇女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