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按：本案被告人曹永红的行为发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施行之后，应当适用《决定》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根据《决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根据《决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构成票据诈骗罪。本案被告人曹永红先是变造了银行现金交款单，然后又使用这种现金交款单进行诈骗活动，其先后实施的两种行为分别触犯了《决定》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符合两个罪的犯罪构成，究竟应定一罪还是应定两罪，值得探讨。从本案的情况看，被告人实施的两个行为虽然分别来看都独立成罪，但这两个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变造银行现金交款单是手段，使用变造的银行现金交款单进行诈骗是目的，这在刑法理论上属于牵连犯。对于牵连犯应当按照其中的一个重罪从重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所谓“按照其中的一个重罪从重处罚”，就是按照数罪中法定刑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处以重罪之刑，而将轻罪作为量刑的从重情节予以考虑。所谓“不实行数罪并罚”，就是既不定数罪，也不按数罪处罚，不能如前文所说的定数罪而不并罚。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的两个行为分别构成了变造金融票证罪和票据诈骗罪，由于两种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应当按照其中的一个重罪从重处罚。从法定最高刑相比较，票据诈骗罪较变造金融票证罪要重，所以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定票据诈骗罪从重处罚。据此，南宁铁路运输法院依照《决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定罪判刑是正确的，只是罪名还可商榷。由于在本案处理时尚无司法解释，判决所定的罪名为金融诈骗罪，虽然不能说错，但不够确切。因为《决定》规定的非法集资诈骗、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都属于金融诈骗。为了互相区别，根据本案处理后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决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其罪名应定为票据诈骗罪。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就类似本案的情况来说，把罪名定为票据诈骗罪也未必恰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从《决定》第十一条规定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内容来看，“金融票证”的外延要大于“金融票据”，它不仅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还包括：（1）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2）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3）信用卡。《决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下面列举的五项行为都是利用汇票、本票、支票进行诈骗活动，把这些行为罪名概括为票据诈骗罪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该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是否也定为票据诈骗罪就值得考究。该款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里并未将使用这些伪造、变造的票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视为金融票据诈骗，而是另列一款加以规定；同时该款也只规定“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没有明确规定其罪名。如果把该款所说的行为也定为票据诈骗罪就显得勉强。特别是象本案这种情况，被告人变造的是银行现金交款单，可以说构成变造金融票证罪，但他在变造后又加以使用，又构成票据诈骗罪，一是“票证”，一是“票据”，在概念上显得混乱、别扭。但又不宜把该款的行为定为票证诈骗罪。因为如前所述，票证包括票据，还包括信用证、信用卡等，如定票证诈骗罪，不仅涵盖了该条第一款的罪名，而且不能把它与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区别开来。比较确切的是，应将该款的罪名定为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罪。对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定使用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