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实践中也存在因对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规定的“抗拒逮捕”理解有误而定性不妥的情　况。例如轰动全国的安珂被害案的定性就值得推敲：1983年3月8日下午，盗窃犯王、周、赖、唐四人结伙在广州市某街上伺机行窃，唐犯单独窜进一百华商店伺机作案，其余三犯则窜至某小食店外，周某进店窃走了正在用餐的安珂的公文包，交给站在门口的王某。安珂的同伴何某发现，立即追赶并喝令王站住，王见状即把公文包弃于地上，何拾起公文包后继续追赶。待何追上时，王即拔出刀子向何刺去，被何用公文包挡开。此时，安珂也闻讯赶到要抓王，王、周、赖三人即围住安，王周二人用刀子猛刺安要害部位，赖则挥拳猛击安，唐也于此时赶到并用刀猛刺安背部，致安身中九刀死亡。一审法院认定，王、周、赖在周盗窃公文包后被何某发现追赶时，当场使用暴力抗拒，触犯第153条的规定，构成抢劫罪；继何某之后安珂接着追上要抓住王某时，四被告人围住安将其杀死，此时，四人的目的已不是因盗窃而拒捕，而是为脱逃而行凶杀人，触犯1979年刑法典第132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对出于脱逃这一个犯罪目的，而以暴力拒捕，触犯了抢劫、杀人两个罪名的犯罪行为，属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即故意杀人罪论处。因而以故意杀人罪定案。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定罪。笔者认为，第一，为了“拒捕”与为了“脱逃”是一个意思，不能说为了脱逃而当场实施暴力的就不是拒捕，就不符合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而要定为故意杀人罪；第二，本案中何某先行追赶，安珂紧随捉拿，被追赶捉拿者也是相同的被告人，被告人为脱逃抓捕，当场先后对何某和安珂实施暴力，对这样一件连续发展而且在主客观内容上完全相同的犯罪案件，怎么能人为地区分为前段是抢劫，后段是杀人？这时，即使不是安珂追赶捉拿罪犯而是路人协助何某追赶捉拿罪犯，罪犯为脱逃而行凶伤害、杀害路人的，其行为性质也完全符合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何况安珂还是在场并立即追赶捉拿盗窃犯的物主！因此笔者认为，被告人杀害安珂的行为完全符合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应定抢劫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第三，法院认为为拒捕而实施暴力是抢劫罪与杀人罪的牵连犯，并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定为故意杀人罪，这种看法和做法值得商榷。牵连犯是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的牵连，其中必然有两种犯罪行为，为拒捕而杀害追捕者却只有一种行为，因而不是牵连犯；至于故意杀人罪与抢劫罪哪个是重罪，笔者已在上节说明因抢劫而杀人的抢劫罪比故意杀人罪更严重，因此即使属二罪牵连需从一重罪处断时，也不宜定为故意杀人罪。总之，在笔者看来，法院对“抗拒逮捕”不妥当的理解和对案情的分析不当，导致了该案定性的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