⑵在《劳动法》中增加禁止性骚扰的规定
有关调查显示，相对封闭的工作场所高居性骚扰的十大危险场合之首。13工作中受到性骚扰的实例相当多（如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中的童女士就是在工作场所受到领导的骚扰），而且危害相当大。各个国家对工作中的性骚扰都相当重视，一些国家的劳动法中有明确禁止性骚扰的规定。欧盟2002年4月17日通过一项针对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的新法律，对“性骚扰”给出了具体定义和惩罚方法，并规定雇主有责任对公司内受到性骚扰的雇员进行经济赔偿。这是欧盟首次将公司内发生的性骚扰在法律上认定为违法。新法律要求公司老板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防止性骚扰的发生，并时常向全体员工通报相关情况。这项新法律将于2005年付诸实施。14许多跨国性的大公司，在公司的管理守则中，几乎全部都有关于禁止性骚扰的规定，而且非常详细。15 2002年4月，在对一起性骚扰案件再度审理之后，美国加州陪审团做出裁决，被告美国大型超市“劳夫”连锁店向原告支付3000万美元的惩戒性赔偿金，从而使该案成为美国司法历史上赔偿金额最大的性骚扰案件之一。而这一金额，是前次审判结果的整整10倍。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公司高层对下属性骚扰行为的漠视。16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法中没有关于性骚扰的禁止性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了加强人权保护、顺应国际潮流我国的劳动法应尽快修改，把保障劳动者免受性骚扰规定为企业的一项基本义务，并规定一定的赔偿方法，从制度上更好的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及人格权，改变工作场所是性骚扰的重灾区的现状。
⑶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设禁止性骚扰的条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而《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把《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加以了具体化，应该说《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全方位的保障妇女的权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法有一些不足，其规定多是宣言式的，原则性的，缺少权利的救济方式的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女性实行骚扰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对于性骚扰问题，作为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理应有所规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达到应有的立法效果。
2、司法中应该设立有利于受害者的程序和证据制度
性骚扰案件中取证难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性骚扰大多发生在比较隐蔽的场所，多数只有两个人在场。因此除非性骚扰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害人很难举出更多的证据。而且性骚扰造成的更多的是精神损害，这种举证无法通过传统的取证方式进行证明。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民事案件中适当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即只要受害方所举的证据被认定为优势证据即可胜诉，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只要证明性骚扰行为存在就应给与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若致使受害人精神失常、神志不清等严重后果的则需要另外举证。另外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改变了过去私自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局面，为性骚扰受害者的举证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这一规定的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此基础上，对于举证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尝试，以便更好的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权益。
3、改变传统观念，加大防治性骚扰的法律宣传力度
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到父权和夫权的束缚，对于性而言，女子更多的处于从属地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女子不得失身”、“从一而终”为标志的“贞操”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套在女子身上的一副枷锁,是歧视妇女的一种反映。17在封建社会男子则不用受贞操的约束，也没有保持贞操的观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妇女地位不断提高，国家通过《宪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应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实践中女性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尤其在性方面。许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女性受到性骚扰，往往其本身也有过错，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试想在这样的观念的束缚下，女性何以有勇气，无所顾忌的与性骚扰者进行斗争呢？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性骚扰的受害者不仅是女性，男性弱势群体也是深受其害（欧洲10％的男性称曾受性骚扰）。他们不但无处倾诉，更无法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这种环境下，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必须通过多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