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使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它虽迫使新生政治势力对生产关系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久以后体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难也便再一次进入循环。本文无意全面说明农民起义的性质并对之作出辨证的评价，只是单就农民起义的负面意义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力求从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的统一的角度去看待农民起义，提供一个不同于正统历史教科书的理解农民起义问题的视角。

    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满反叛精神的义旗插上了古堡的城头，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黄旗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布置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就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儒家思想、君主专制与小农经济构成稳固的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三者血肉相连，形成一个坚硬的板块，永远无法自我更新、突破。

    农民是这一体制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个旧王朝的终结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点。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即在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一牢不可破的体制中，作为小农经济的经营者与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们无法认识到专制政治正是其苦难的根源，更无法突破这一体制。农民起义是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终是农民阶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一场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有元曲悲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之苦，苦于体制而非苦于王朝，而同时，百姓本身却正是这种体制的构成基础！他们所希望的拥有土地，实现原始的平等，也仅仅是希望权力不要过多地干预生产，让他们太平地过"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小农生活而已。农民起义的目的，便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维护那样的制度。"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心理，使农民军一夺得政权，立即因习前朝体制。就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说："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农民对体制的心理、情感依赖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中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道与释只不过是在儒家达不到的地方做零零碎碎的补充，甚至被改造、吸收、利用，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战国以降中国人的思想基础与中国的文明模式，早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就已基本奠定。中国的文明模式，正如启良先生所表述的："由周公开创到汉武帝定型的中国文明模式，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均体现为一个大写的\'德\'字，或者说是以民本主义为主旨的。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支柱。"（见启良《中国文明史》）儒学经典著作对理想社会有着种种动人的描述，大同之世，以德治国，修齐治平，仁义思想，为人民勾画出一个由完美无缺的圣人统治，等级井然有序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历代的儒学大师们纷纷对这种完美社会的实现进行探索。在中国文明模式中，"仁"与"礼"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统治者实现圣人统治。然而，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以道德制约权力纯属一种空想，要求统治者通过内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而自觉运用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为人民造福，就如羊羔要求恶狼改变肉食习惯一样。事实上，权力本身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把幸福的希望交付给集权的机构或个人，就像把自由交付给魔鬼。权力只有得到分化、相互制衡才有可能合理行使。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士"在中国古代社会做为学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独立于皇权与人民的一股力量，他们自以为负担着"君之师"的角色，一方面不断地从儒家典著中寻章摘句要求统治者内敛自修施行仁政，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儒家经典为蓝本为人民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义务信条。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一步步强化成为箝制人们思想的牢不可破的铁枷，对权力加以道德约束这一愿望在实践中的破灭与对人民加以礼教的禁锢在权力参与下的实现，使中国人的思想自由空间越来越窄。也就是说，流氓政治即谁兵力强大谁就做"天子"的现象的兴起使圣人治国的理想彻底破灭，而流氓权力者却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礼"制与中庸方法论等理论，要求人民做安分守纪的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