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个力气再大的人也无法坐在椅子上扳起自己，一种社会体制没有外力的刺激，其内部自身无法释放出新的能量解放自我。"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思想"的文明模式犹如一块坚硬的铁板块，政治，经济、文化互为因果，从其内部根本无法突破、创新。农民起义的悲剧根源，就在于缺少一种与儒家文化不同的思想理论及思维方式。

    首先从思维方式上讲，缺少独立意识而由衷产生的权威需要是中国人思想的一大痼疾。奴隶失去了主子，往往反而会魂不守舍。在农民起义中，也往往是老百姓与起义领袖一起建立一个新权威，再以新权威反对旧权威，这自然导致新权威取得胜利后同样建立专制政权。汉末的黄巾起义中，张角的黄巾军借助道教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以张角的"黄天"来反对汉王朝的"苍天"。清末金田起义中洪秀全利用基督教中的"皇上帝"来反孔反清，其《太平天日》一书谬侮孔丘被"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责打，"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这正是企图塑造一个比清王朝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圣人更大的权威"皇上帝"以压倒孔圣人。古代中国人的灵魂中实际上并无平等意识，人们希望的仅仅是天子、父母官能够体恤一下民情，"帝力于我何加焉？"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成为人们的梦想。对小农经济的追求与满足必然使人们渴望权威，而不是平等自由。因为小农经济本身正需要权威的保护。历次农民起义以"黄天"、"皇上帝"一类比现有权威更大的权威作为号召，以新的权威反对、摧毁旧权威，这样，新权威一旦取得胜利，必会理所当然的替代旧权威，压在人民头上。继续的专制政策带来的却往往不是开明的帝王，奴与主的关系再一次确立。 

    其次从思想理论上看，儒家思想是一个严密的伦理体系，其严密性与僵硬性几乎无懈可击。西方以传统的文明模式、社会体制来反对现在的文明模式、社会体制。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利用古代来反现代，即泊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传统与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教会的猛烈批判摧垮了政教合一的神话，把国家的形成社会视为自然契约更催使人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以历史为武器反现状，使启蒙思想家们有了坚实是理论依据，启蒙运动狂飚般席卷了欧洲大陆，施及美国，资产阶级纷纷建立起民主的议会政治。而在中国古代，没有民主的理论资源，或许说即使有过，也早已被利用于证明德治的合理性与完美性。中国远古的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历来为儒家所津津乐道，姑且不论尧舜禹是否真有其人，但"禅让"确实透漏出一点原始的民主气氛。然而儒家所推崇的"尧舜之治"绝不是其民主平等的风气，而是其圣贤道德，"选贤与能"的原始民主精神被生吞活剥地纳入"内圣外王"的政治学说体系之中，尧舜禹被树立为圣王的道德标准，用以激励历代专制统治者厉行德治。我们所或有的一点民主思想的星火就这样被儒家思想所生吞活剥掉了。在历代王朝大行儒家文化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去寻找其它的精神资源。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其德治、礼治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扼杀了新的思想体系产生的可能性。中国农民起义的后期出现了大量西方的新名词，但儒家仁礼之治的深层结构没有也不可能消释，因而其性质也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无异。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洪秀全借用基督名词，自称"天王"，发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的基督式呼声，规划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世界。但太平天国一旦建立，南京城内的等级制度比清政府还要森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