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分销服务：加入一年内，外国服务提供者可在我国经济特区和有关城市设立中外合资的图书报纸杂志零售企业。加入两年内，开放所有省会城市及重庆和宁波市，并允许外资对零售企业控股；加入三年内，取消对外资从事分销服务企业在地域、权益、股权及企业设立形式方面的限制。但三年内，超过三十家分店的连锁企业仍不允许外资控股。
（3） 管理咨询服务：仅限以合资企业形式提供服务，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中国加入后6年内，取消限制，允许外国公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4） 视听服务：自加入时起，在不损害中国审查音像制品内容的权利的情况下，允许外国服务者与中国合资伙伴设立合作企业，从事除电影外的音像制品的分销；
（5） 电影院服务：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假设和/或改造电影院，外资不得超过49%；
（6） 电影进口；加入时，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相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允许每年以分帐形式进口20部外国电影，用于影院放映；
（7） 教育服务：允许中外合作，外方可获得多数拥有权。外国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受中国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佣，可入境提供教育服务。
再看我国国内立法情况。要增强我国文化实力，首要的一点是要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不管是狭义的仅指版权业的文化产业，还是广义上包括旅游、教育等行业的文化产业，要刺激其发展，都必须加强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我国现有《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及各自的实施细则在这方面都做的不够。文化产业是靠内容取胜的产业，因此要培养民族文化创造力，也要求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立法。
我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版权法律与《TRIPS协定》之间仍有差距，《著作权法》的修改也已经加快。根据各方意见，拟修改的内容包括取消对外国人的保护优于中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这一严重磋商本土创作者创作积极性的条款、并对第43条使用录音制品的广播机构的付费机制进行具体化等。并且，在新修改的《公司法》中也提高了允许知识产权作为出资的比例，并增加了出资种类，著作权、商标权等专利权以外的知识产权也可作为出资，这也对我国公民的创作积极性起到一定刺激作用。这些都表明，我国已经开始注意到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性，正在有步骤地采取措施。
2、 我国文化实力现状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曾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交锋。一次是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期间，西方国家用鸦片大炮敲开我国国门，西方文化也相伴而来。第二次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此时，我国的国力已经大大增强，民族自豪感也越来越强。国家适时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针，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在增强。但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仍然存在。且不说学术界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的跟风膜拜，在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层面，公众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发人深思。就图书引进而言，近年来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一直在10：1左右，并且还有大量的盗版引进。在电影进口方面也有同样问题。我国虽然只承诺每年进口20部电影，但是盗版市场对此做了补充，常常是在国外刚上映，国内就出现了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