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于广播机构使用录音制品的付费制度，我国现有《著作权法》中虽有规定，但对何时如何付费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规定，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建议在修订《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时参照对期刊杂志使用稿件的处理，就付费的细节做出具体规定。
不法盗版分子在中国活动猖獗，仅2004年，全国文化市场稽查管理部门就查缴各类违法音像制品1.54亿张（盘）。大量盗版的存在不仅通过非法引进复制了国外书刊、视听产品，损害了授权销售者的利益，并且由于盗版产品没有经过检查，其内容无法保证，容易误导消费者的价值、人生观。因此我国必须加大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保证我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最后，对于国内企业普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现状，我国要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鼓励协助它们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最近，对日本网游企业在中国抢注四大名著作为游戏商标，中国国内动漫游戏界居然“集体失声”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一旦外国企业完成了在中国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布局，那么不但中国自己的企业将在这些领域被清场，而且国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其独占优势来向中国大量输入其价值观，甚至进行反华宣传，日本游戏《都督的决断III》就是一例。
3、 在WTO今后的谈判中我国应采取的策略
中国为了争取早日加入WTO时，在服务贸易承诺中做出了不少让步，在很多领域包括文化领域进一步开放的空间有限。而现在中国作为WTO新成员，我国在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中应该争取在这些领域少做甚至不做新的承诺。总的来看，我国在分销部门发展较滞后，我国要采取守的策略，而旅游、教育和娱乐服务上，我国处于攻守平衡的状态，而与自然人移动相关的社会服务部门，我国则要争取其他成员的进一步承诺。
在我国精力有限，在谈判中难以全面作战的情况下，适当借助其他成员的力量也是谈判策略之一。例如2005年底的WTO香港会议的谈判中我国就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一起，争取到不少权利。例如《香港宣言》中规定，由于新成员在加入WTO的谈判中做出了广泛的承诺，新成员的特殊情况将在谈判中予以考虑。这意味着在今后的谈判中，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成员所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做出具体规定，以减轻这些新成员在新一轮市场开放中的压力。并且，鉴于现在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立法活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我国还应多争取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
在文化领域开放问题上，我国在WTO谈判中的主要对手是欧美。在下一阶段的谈判中，我国一方面要针对所有议题的攻守形势做出正确评估，然后分别针对需要攻和守的议题制定谈判方案，另一方面要主动与欧美接触，探听其对谈判形势的把握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