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典型的“海军制胜”战争。隔海相望的地理态势，加之启战的日方围绕制海权所制定的作战计划，都决定了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战争结果是中国又一次惨遭彻底的败局。

　　在战争中，北洋舰队可谓是“兵强马壮”，官兵作战英勇。但不幸的是，它却初受挫于丰岛、再遭创于黄海、最终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从而彻底铸成中国的败局。中国建立了一支在亚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海军舰队，为什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悲惨命运呢？一言以蔽之，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

　　孙中山先生曾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总结。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有感于当时仍然严峻的海防形势，孙中山先生在其亲笔题写的挽联中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的确，孙中山先生精准地看到中国屡遭外敌欺凌的症结所在——海权。中国无海权则国家无兴盛，甲午战争为之提供了最令人信服也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为贸易而向海外拓殖，为拓殖而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和海军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并未能真正看清楚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大潮，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仅仅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的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因此，中国发展海军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状态。因此在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便停止了海军发展步伐，甚至将有限的经费挪用于修缮皇家园林。低层面的思维，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陷入三个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缺乏经济之“源”。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的百年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四千万两白银的水平上，其中仅田赋一项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经济发展的停滞实际上已等于负增长，加之鸦片贸易造成了巨额逆差，使清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在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所进行的海防振兴事业，极少得到清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筹集款项。其来源一是历年洋商捐资的留成；二是动员商人临时捐资；三是向广东省大小官员和民间摊派。林则徐当时深感“筹措经费，实为首务”；其实，他当时的举措仅是很小规模的，但已感到经费上的头痛了。

　　及至李鸿章具体主持海军发展的年代，矛盾就更尖锐了。此时，西方列强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机被普遍采用，海军装备朝着大型铁甲舰方向发展，其经费也与日俱增。1861年，中国购买“阿思本舰队”只需花费白银150万两；而20年后仅购买一艘7300吨级的铁甲舰，其费用就高达182.4万两。清政府向德国订造“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共需银400万两。这笔经费就是临时多方筹措的。由于经费有限，清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先行发展北洋海军。由此可见，一个封建落后国家，在当时是很难搞好海军建设和发展的。

　　矛盾之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没有政治之“本”。实际上，在大力发展近代海军的强烈军事需求的刺激下，“洋务运动”已逐渐引进了大机器工业，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培养了近代海军所必备的专门人才，使工业、科技、教育都加快了近代化的前进步伐。但封建王朝没能认清形势而抓住时机，进而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和落伍。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之需要时，清王朝宁愿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许其越出封建生产关系雷池之一步。它千方百计地“禁海”，限制对外贸易，重农抑商，顽固抵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虽一度“强兵”在先，但听任“富国”滞后，终不能达到真正的“强兵”；于是，中国海军衰败，海上藩篱尽失，国家日益沉沦，其“自强”、“求富”的整个近代化事业亦终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