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第三者。其范围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在实务中，保险条款一般采用排除法对不属于第三者范围的民事主体予以明确规定。如我国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第三者是指本车司乘人员、搭乘人员、乘客以及违反交通规则的爬车吊车者（私有车辆还包括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之外的民事主体。有学者还将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第三者构成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事先无任何利益上的合同关系或其他民事关系；二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所保的标的无任何事先必然的联系；三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的具体民事活动事先无任何必然联系。2比照这三项标准，笔者认为“酒后驾车险”将第三者范围扩展到“本车乘客”是不适当的。既然能够成为某车的乘客，其与驾驶者或乘坐车辆不可能毫无联系的。这种联系如果是血缘上的，则此人就不具备成为责任保险第三者的资格。若这种联系是合同关系，那么此人只能成为服务责任保险的第三者。总之他都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三者。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车上的乘客明知驾驶者是酒后驾车，非但不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劝阻，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还能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这至少和一般人的道德准则是存在出入的。法谚有“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利”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以上我们仅仅是指出了“酒后驾车险”在设计的形式上的一个缺陷。那么，是否当该保险将“本车乘客”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时，它的合法性就无可置疑了呢？我们认为，即便排除了其形式上的缺陷，“酒后驾车险”在内容上与民法及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也存在根本的违反。

　　保险是一种民事行为，具体说是一种合同行为。这就表明保险合同的有效性要受到《合同法》的约束。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8条还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见，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与否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还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此同时，我国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六）饮酒后不准驾驶车辆。”此条规定已明确了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保持清醒状态的义务。另外，我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与此相对应，在第5条第7款将“驾驶员饮酒”认定为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从名称上可能不具备行政法规的一般形式，因而也容易导致保险合同的双方对此规定的忽视。其实，该保险条款是由我国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即使并未将条款的有关内容写进保险合同中去。那么《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责任免除的形式规定“酒后驾车”是否意味着，保险公司有权利自由决定是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还是保留呢？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联系《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从法律统一性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以责任免除的形式规定“酒后驾车”实质上是间接对这种行为的禁止。为了达到法规禁止酒后驾车的目的，责任保险公司必须对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实行免除。而不存在自由决定对赔偿责任保留与否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没有权利开设以承保酒后驾驶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为内容的险种。

　　《合同法》作为保险行为的一般法对其有约束力，那么《保险法》作为保险的特别法，其对保险行为的约束力应毫无疑问。我国《保险法》第4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也再一次证实，保险公司不能为违法行为提供经济保障，否则将有违保险的宗旨，也是与我国的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的。3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设立“酒后驾车险”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严重冲突。不知保监会何以得出“非常事故特约损失险与我国现行法律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的结论？当然，以上所涉的法律冲突仅仅是在保险设立层面上的冲突。如果我们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认可“酒后驾车险”的合法存在性（我们在这里的探讨毕竟只是纯理论上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保监会的确已经承认了它的合法性）。笔者认为该保险与法律的冲突还将继续影响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具体而言，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害者能否真正受偿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