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行为者的歧途。代理行为的“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对法律规则的进入，因对“实践中的智慧”追求的满足感，来自于为“卷进事务的，渴望能提供真正审慎建议的”而实现人们的“深层次的价值”，而使自已的工作“具备的内在价值”被自身认识的信条〈12〉，在面临考验。律师在“利益驱动下”的参予行为，扰乱了遵行法律的目的，而代理人身份的两重性，在为自已和为委托人利益而行为的过程中也往往会使这种目的变得不清，然而，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的“法律责任”和“受委托的责任”，却并非有形成一致性可能，法律责任本身的来源不清（为什么要承担这种责任和究竟有那些责任），与委托责任实现的途径不明（法律规则的疏漏），所造成的交织于一身的后果，只能是处处皆似歧途。
迷失的“自我”。代理行为基于委托，或公司或个人，前者在股权“资本多数决定”的原则下，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与大股东愿望相悖的（在侵权发生时），受委托的前提（理由）因此丧失，而对于后者，如仅对受中小股东委托而言，则必然不在公司治理结构之内（中小股东做为个人甚至连对公司经营的知情权尚不能体现〈13〉），除了在权益被侵犯的后果形成以后，代为诉讼外（其可诉性尚在争论不休），并无他法，这种受托实无作用，显然，左右皆不逢源，律师的位置在哪里？然而“介入”情况确实存在，但必然是对自身的背离，一是受公司的委托，服从于“多数决定原则”，所为实际上往往在侵犯中小股东权益；二是以“独立董事”身份“介入”，但“独立董事”只能受公司聘请，因此打着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旗号，很难成功地进入，而行使“调查权”，除了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外（被轻易拒绝），这种调查权在侵权行为尚未发生时是缺乏根据（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尚未被合法确定），因此，无论是以“独立董事”身份，还是行使“调查权”的介入，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背离。银广夏虚假会计信息披露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是大的，经理期权的失效，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失职〈14〉，仍然是由于大股东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的作用，其它人员尚且不论，仅就具体操作执行的会计师而言，其对自已身份的“背离”，类似于律师做为公司法律顾问所面临的困惑，在实际运行规则的驱使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由此看来现行诸多书面规则皆似于“原则”而悬浮于空），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角度看此类问题，也就是在虚假会计信息的制造过程中，律师如何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如前所述，受委托的身份决定了：一是不可，二是不能，但律师的“虚位”是要设的，坐此“虚位”者，必然因“虚”而迷失于自我真实身份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