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法上的侵权能力制度

　　不言而喻，任何法人的行为实际上是通过自然人的行为来实现的，因为法人机关代表法人为一定行为，而法人机关又是由自然人组成的。因此在法人侵权行为发生后，法人如何承担损害赔偿又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法人侵权行为能力的辖及范围。从当今各国立法的现状来看，有采狭义的侵权行为能力制度与采广义的侵权行为能力制度之分。

　　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采狭义的侵权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模式。如《德国民法典》第31条规定：“社团对董事会、董事会的成员或者其他组织上任命的代理人因在其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务实施使其负担赔偿义务的行为而传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44条第1款规定：“法人对于理事及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对他人所加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8条规定：“法人对于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与该行为人连带负赔偿责任。”在这一模式之下，若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其相应身份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不仅可以向行为人求偿，而且可以向法人请求损害赔偿，法人对此没有免责事由。即在认定法人具有侵权行为能力的前提下，自然人实施的侵权行为被视为法人的侵权行为。此立法目的在于将法人的机关及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和法人的受托人或受雇人在执行职务时实施的侵权行为区别对待，缩小法人负担侵权责任的范围，降低法人的营业风险，体现了立法对法人使用受雇人从事营业的鼓励。但是这种在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却很少有雇用人举证免责成功和法人行使对受雇人求偿以追偿自己损失的案例。【3】

　　与前述模式不同，法国、荷兰、希腊等国家则采广义上的侵权行为能力制度。实行雇主严格责任主义，法人当然无免责事由，法人对其机关及其受托人或受雇人的侵权行为责任不作区分，视为一体。换言之，法人不仅对其机关和其他有权代表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所致侵权承担责任，而且要对受托人或受雇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所致侵权承担责任。

　　此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法人的责任是否由法人转承以作明确。前者严格加以明确，后者视为一体不作考虑。

　　从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人侵权能力的规定。依次规定，在我国无论是法人机关及其他有权代表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还是其受托人或受雇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均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我国《民法通则》采广义的侵权行为能力制度。法人对于上述自然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不存在免责的可能性。《民法通则》关于法人有关侵权责任分配的确立有其相当的进步意义。但是该规定的对象还仅限于企业法人，未对非企业法人(如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机关及其受托人或受雇人侵权行为所致损害的责任分配作出规定。并且该规定没有对行为个人的侵权行为责任加以明确。无论如何，法人行为最终是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的，应当对个人侵权责任有所规定。即规定对法人因其损害事实负赔偿责任之时要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法人有无向个人追偿的权力，如何追偿的问题则更多的是涉及合同法的问题，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