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对外开放，使中国大陆（首先是沿海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 商投资、中外合资的企业，它们主要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这是中国大陆自50年代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20多年来首批出现的较为规范的公司形式。此前中国也有许多称 为“公司”的企业，但实际上都是国有（独资）企业或集体企业。在80年代中期，国家开 始对部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把它们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 人一方面以担心公司究竟“姓资”还是“姓社”、是否会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由，进 行抵触；另一方面又接过“公司”名号，将国有独资企业、甚至将一些国家行政机关原 封不动地改挂“公司”招牌，并理直气壮地声称这是“中国特色”的公司。由于“行政 性公司”大量涌现，它们截留国家决定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并造成其他许多不利 后果，政府多次指示要“清理整顿”公司。由于当时未制定公司法，清理整顿无标准可 循。1985年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通知》和《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中对公司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强调公司是“经济实体”。它划分了行政机关与企业的界 限，但并不能区分国有企业与公司的差异。1992年5月国务院有关部委发布的两个《公 司规范意见》对公司的定义进行了规定，公司应有“2个以上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或 “3个以上发起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它一些必备特征。这终于把公司同其它企业作 了区分。后来颁布的公司法在《规范意见》的基础上，从公司定义到各种具体制度进一 步揭示了公司的特征及其同其它形态企业的区别。这些规定同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规定也 基本一致，是比较规范、合理的。它对于此后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以及对于此前存在的 各种不规范或冒牌公司的清理整顿，确立了法律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公司法的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

　　中国公司法在立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客 观条件和时代背景决定的，也同当时我国法学研究现状和立法者素质相关。公司法制定 时，国企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提出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反映到公司立法上，难免具有较明显的过渡性和所谓的“中国特色”。例如，公司法中 有许多关于国有企业改建公司的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特别规定了由国家授权投资的 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作为“单一投资主体”设立或改建“国有独资公司”；赋予行 政机关较大权力，保留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等等。

　　公司法的一般任务和立法精神本在于塑造公司法律人格，调整公司内、外部社会关系 .诚然，根据我国国情，有大量国有企业要改建为公司，或者反过来说，公司法颁行之 初，我国新设立的公司实际上绝大多数由国企改组而成，公司立法不可能完全回避这一 点。但是，这毕竟是有时间性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民间（非国有）投资者设立公司将逐 步增多；另外，国企改革（包括改建为公司）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需要另行制定相关法 律作出规定，在公司法中难以囊括。正因为如此，对于国有企业改建公司的许多问题， 公司法也只能表示“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将“国有独资公司”放在公司法中加以规定，也不甚妥当。这种“公司”其实就是国 有独资企业，它同原来国有企业所不同的，主要是在内部组织机构上仿照公司实行董事 会制，其它事项适用公司法条款的极少。公司法之所以对这种公司作专节规定，实际上 还是传统观念作用的结果，是前面提到的对国企改革（国企改建公司应否进行实质性改 组）争论意见的一种折衷。就这一点说，公司法相对一年多前公布的两个“规范意见” ，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