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公司法第4条

　　现行公司法第4条中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这一规定在理论上 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会产生不良后果。各出资人在组成公司之前对其出资可以拥有所 有权，但出资组成公司之后，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只享有股权。股权是公司法人所有 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而非独立的所有权[1].各股东的出资在组成公司后溶为一体 ，成为统一的公司财产，是一个有机整体。国有资产出资也如此。如果说“公司中的国 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其它股东的出资财产所有权也应当属于各股东。这样 一来，公司的财产便不是一个有机整体了，公司便无统一（单一）法人财产所有权可言。 如果任何一位股东都可以对公司中“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主张行使占有、支配、使用 、收益权，公司统一法人人格便不复存在。这无疑从根本上影响到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 的统一性。同时该条的第1款对公司股东权的一般规定是：“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 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款如删去 “所有者的”4字，其余尚无可非议。而该条第3款却声称“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 于国家”。显然两款中对国有股东同对一般股东有厚此薄彼的法律对待。实践中这难免 导致鼓励国有股东优位、不平等对待其它非国有股东，忽视后者正当权益的不良后果。 早在公司法颁布之初，笔者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历数该条规定的不妥之处[2].其后，人 们对这一条的批评意见也不绝于耳。希望公司法下一次修订再不要留下这样的立法败笔 .

　　现行公司法还有其它一些地方需要修改，这里不一一赘述。

　　四、中国公司规范运作问题

　　中国公司法的实施情况如同立法一样，虽然成绩是主要的，但存在不少问题。这表现 在公司法生效以后，有许多公司在其设立、治理结构及其它活动方面仍未能严格依照公 司法规范运作。虽然有些问题同立法的不完善或可操作性不强相关，但即使法有明确规 定，人们也不能很好遵行，甚至故意违反。分析其原因颇多，有体制方面原因，也有传 统观念、习惯势力和法治意识等方面原因。

　　首先，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和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许多方面仍发 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政府对经济管理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不重视也不善于按市场规 律办事。当国家提倡公司制时，一些地方和部门便像过去搞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那样， 掀起公司化热潮。公司设立以后，政府热衷于行政干预。由于实际上公司的许多事务仅 凭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他们也只好依赖政府。公司对于明知属于自己的经济自主权，在 受到政府干预时也不敢抵制，因为许多公司负责人同时保留着“国家干部”身份。这种 情况在由国有企业改组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中尤其严重。

　　国企改革是个较长的过程，虽然许多企业进行了一定的改组而改名为公司，但实质性 变化不大。这些公司由国家或国有单位绝对控股，其他股东持股比重很小，在公司决策 和经营管理事务上常受到忽视，而国有大股东则大权独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此 二职常由一人兼任，他们多为改组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习惯于从前国有企业的管理模 式和工作方法，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的治理原则。

　　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人治，人们法的意识较为淡薄，法无应有权威，权大于法的观 念还根深蒂固。有些党政机关领导人习惯于凭借党和政府文件、上级领导人指示办事， 不重视法律。有些地方在推行公司制时甚至提出“先大办，再规范”的口号，限期完成 公司化指标。大量的公司设立未严格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公司设立时即 很不规范，公司运作时更难规范，实际上人们也并未去严加规范。所谓“再规范”只是 一句敷衍他人的空话。许多主管公司设立的登记机关和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的机 构，提供虚假报告和证明文件，对明知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设立条件的准予设立。 这些机关工作人员除了本身法治观念不强外，一些强令性指示和非法干预，也是促使他 们违法的一个因素。当然，从主体上看，法治意识淡薄，不依法办事的，除了某些领导 人和公司有关事务主管机关工作人员外，还包括许多公司设立发起人、股东、公司管理 人员等；从环节上看，不仅表现在公司设立过程，还包括公司成立后的各项活动中。这 样就造成公司法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出现许多不规范的公司和公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