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独立董事后，要使独立董事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同样应该吸取监事会监督信息缺失的教训。否则独立董事也难以避免“花瓶”的结果。所以，独立董事的信息获得，应有制度上的安排。执行董事、经理有义务为其提供必要的信息。

　　七、结语

　　公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上述的分析、讨论只是管中窥豹。从总体而言，以下问题仍是值得注意的。

　　（一）公司法改革宜采取开放的思路。开放的思路应强调公司法改革的深度、广度，并广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公司法必须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的要求，这是公司法改革最基本的标准。面对这一标准，公司法的改革应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公司竞争力的提高，但不限于上述的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交易风险。譬如资本制度，公司法的理念上一直坚持“资本三原则”。其实，这种理念如原封不动，已经很难指导公司法的改革。就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定资本制（或称资本确定制）早已为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所代替，中国公司法面临如何借鉴这些国家或地区经验，告别法定资本制。资本不变原则，被一般人理解为公司资本不得任意减少，确实需要减少资本时应依严格程序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依此理解，资本不变实际上是资本依严格程序变更。资本维持原则似乎是现在唯一原样存在的一个原则，然而也质疑甚多。就上市公司而言，资本维持的信用早已在实践上通过强制信息披露由其公司净资产所显示的信用代替了。因此，需要对资本维持原则的功能价值作重新评估。即使是上述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也需要从不同结构上探讨。就公司自身而言，还有许多减低风险的法律措施值得研究，如公司重大资产的转让等。就公司和其他主体而言，减低经营风险不能变成非法地规避风险，尤其不能让控制股东等以公司为工具规避自己的风险，甚至欺诈债权人。因此，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问题应纳入公司法改革的视野。

　　（二）公司法改革应注意总结实践中公司法的经验教训。从发生作用的规范而言，中国公司适用的制度规则，除了1993年12月29日颁布并经1999年12月25日修改过的公司法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实践的公司法。譬如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有的具有政府部门规章的性质，有的尚不具有政府部门规章的性质。虽然，其中有一些规则被人质疑是否有权制定。但是，它确实是发生作用的规则。此外，一些公司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原则下，在章程中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全球竞争的突破性的规定。这些，都可以经过总结，纳入公司法的制定法规则，成为公司法的规范之源。

　　（三）公司法改革贵在“神”，但也应注意“形”。无疑，公司法改革是制度规则的改革，因而必须注意支撑公司法的精神，此即为贵在“神”。但同样不可否认，好的公司法精神需要以良好的形式加以表现，包括采用好的“公司法结构”和使用妥当的“语言表达结构”，此即应注意“形”。否则，即使好的公司法精神，也难以让人理解。譬如公司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精神是，国有独资公司形式仅限于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采取。但条文的表述却是：“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应当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由于这里使用了“应当”，谁还会理解为生产其他产品的公司或者特定行业以外的公司不能采用国有独资公司形式呢？显然不会。此外，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不易从文字表述中分辨出来。至少是，同一种规范的语言表达结构尚存在差异。这些，虽属形式问题，但也应列入公司法改革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李鹏委员长在主持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法制讲座时的讲话（1999年10月31日），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汇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