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和经济法都承担着要公司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但是，公司法和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不同。作为宗旨性条款的公司法第1条明确地将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放在最前列。同时，作为对公司的要求，它同样必须遵守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表明，我国公司法与整个商法的宗旨一样。它虽然既保护商事主体的个别利益（个别主体的利益），也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商事主体利益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作为防止权利滥用的前提。同时，作为确认和规范政府适度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其宗旨是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由于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往往不是某个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它是通过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侵害市场经济秩序，而侵害公民、法人的个体利益的。经济法为实现其宗旨，不能不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第一保护目标。经济法的法益结构并非忽视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进而实现对公民、法人利益的保护。这表明，公司法与经济法虽然要求公司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两者的法益结构不同。经济法凸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则凸现了对私益的保护。前者，要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主动型的；后者，仅要求“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被动型的。

　　（二）公司法宜多采任意性规范，还是多采强制性规范？

　　公司法采用何种规范结构，这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公司法改革之时重提此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1.公司法规范的静态结构

　　考察公司法的静态规范结构有两个层次：

　　一是在根本层次上，即是公法还是私法？学术界无争议，它作为商法的一部分，显然是私法。作为现代意义的公司法，应是“渗透着公法因素的私法领域”。[26]

　　二是具体层次的规范结构。对此，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之别。所谓二分法，即认为公司法由任意性规范和和强制性规范构成。前者，“仅为补充或解释当事人之意思，得由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变更或拒绝适用者”；后者，“凡法律规定之内容，不许当事人之意思变更适用者”。[27]但作为与任意性规范相对称的规范的表述有所不同，有的直接表述为“强制性”规范或“强制性”规定；[28]有的表述为“强行性”规范或“强行性”规定；[29]有的则同时采用“强行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表述。[30]可见，强制性规范（规定）和强行法是作为同一用语使用的。并且，无论是任意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它们都是支撑私法自治的。即使是强制性规范，它“并不‘管制’人民的私法行为，而毋宁是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仍不抵触私法自治的理念。[31]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作为识别其私法与公法的根据，也不宜将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一概视为公法化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在基本坚持上述“两分法”的表述下提出了“强行性规范”，认为这种规范是“以改变人民行为为目的”的，且源于刑法和各种行政法。[32]显然，只是这种规范才可视为“公法”或公法化的表现。虽然，这一判断是针对民法的，但对于其特别法-包括公司法在内的商法也是适用的。

　　所谓三分法，是以“促进了还是限制了私人秩序为基础”，将公司法分为三部分规范，最为典型者是分为许可适用规范、推定适用规范和强制适用规范。这种规范结构主张者认为，许可适用规范“只有在那些可能受其影响的人选择适用它们时才起到管辖的作用”：“推定适用措施的适用不需要受其影响的人们采取确认步骤，不要求进行选择。但是，虽然推定适用规范自动适用于它们所管辖的行为，公司参与者在决定这种规范运作程度上享有相当的选择权”；强制适用规范对其管辖的行为自动适用，“但是受强制规范管辖的各方没有可以不适用这种规范的选择。”[33]在上述规范中，仅“强制适用规范”不得依当事人意思变更适用，属于“二分法”的强制性规范之列，而许可适用规范和推定适用规范则均属任意性规范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