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这个国家起主导作用的乃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市民阶层，它和普鲁士极权国家的保守势力在德意志帝国的民族国家范围内达成妥协”。[6]由康德（Kant）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对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萨维尼（Savigny）正是基于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继承了罗马法中对团体赋予人格、认为团体人格是拟制的看法。萨维尼认为，“所有的法律都为道德的、内在于每个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人和或法律主体的源初概念必须与人的概念相一致，并且可以将这两个概念的源初同一性表述为：每个人，并且只有每个人，才具有权利能力”，其弟子普赫塔（Puchta）还认为，“作为一个在其能力中被构思出的意志的主体，人为人格人……即是说，人格是一种法律上的意志或者说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力在主体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可能性”，因此，“法学确定了如下因素：内在于作为种属物的人的道德的自由及其意志，该自由与意志的因素证明人具有资格成为人格人。”[7] 正是由于将自由与意志的存在作为认定是否具有人格的标准，所以只有自然人才符合这种标准，只有自然人才是民事主体。而组织体作为由多数人组成的团体或为一定目的存在的财产并没有自由与意志，只是由于法律将其拟制为自然人，才能使其取得类似于自然人的民事主体地位。

    十九世纪中晚期，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新的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法律思想逐渐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耶林（R.Von Jhering）创立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功利主义法学时起，已对以后产生的社会学法学的勃兴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国家和团体的存在价值。德国法学家基尔克（Gierke）作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代表，是法人实在说的创设者。“作为一名私法学家，他对民法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从理论上批判了法人拟制说，确立起了法人实在说。”[8]他认为，由人组成的团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它在法律上的人格是团体固有的，不论国家是否给予承认，它们都是存在的。团体“象自然人一样，也具有思维能力，能够认识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性文化发达的规律。这些文化，虽然是一个个个人创造的，但个人的行为都是作为社会性行为出现的，只有通过精神和肉体的社会性协作、相互作用，才能创造人类的文明”。[9]甚至他还认为，“法人的观念是包含了自然人和团体人的高层次的法律上的人格观念。自然人的人格也好，团体人的人格也好，都必须以法人格的观念为基础。”[10]另外，我们也须注意到，日耳曼法鲜明的团体主义特征也是法人实在说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基尔克关于团体论和法人论的研究正是从对日耳曼血族团体的性质考察开始的。

    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权利主体资格产生的理解不同，即对法人人格在认识上的分歧。拟制说认为，人并且只有人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团体作为事实上的权利主体进行活动，但最终还要还原为个人，即使承认团体有人格，也是个人人格向团体的扩张，所以，法人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实在说却认为，法人团体的人格是独立的，是与个人不同的法律人格，它们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都是法律抽象和拟制的结果。法人团体是一种拥有意思和欲望，能够通过由个人组成的机关自主从事行为的活的组织体。我国学者通常认为法人机关是法人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表达法人意思和实施法人行为的代表机构，其机关成员在执行法人职务时已经丧失了个人人格，而成为法人中享有代表职能的一分子。因此，拟制说和实在说对法人组织结构的设计和理解上发生分歧，前者认为法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其行为的实施须经他人代理进行；而后者认为法人拥有独立的意志，具有行为能力，其行为可以由法人机关代表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