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法上，法定代表人的基本含义是法人的负责人，即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人。（《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首先，作为法人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或者法人的章程所规定的，但所谓依法人章程规定而成为法定代表人的，也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例如，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董事长，但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却是公司法所规定的。因此，法定代表人之“法定”强调的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是法定代表人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其次，法定代表人只能是个人，尽管其常常是法人集体机关的成员之一，但是却具有不同于其他法人机关成员的地位，他（或她）是依法律规定而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人，即他（或她）是当然代表法人的人，拥有法定的职权，对法人的事务负责。例如，同为董事会的成员，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与其他一般董事即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只有董事长才有当然代表法人的权力，其他董事则无此权力。在公司这样的社团法人中，法定代表人的这种特殊地位的获得的基础是社团成员的意思（如董事长由选举产生），但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如公司虽设董事长，但不以董事长而以其他董事代表法人，虽体现公司成员的意思，但有违法律的规定，而得不到法律的确认。如其他董事欲获得代表权，则须得到董事长的授权。此时，获得授权之董事，其身份实际上是法人的代理人，而非代表人。显然这与法人机关中董事均有代表权的传统民法观念不同。

    我国的这种法定代表人制度在诉讼中体现出不合理的一面，它不利于公司诉权的行使，尤其不利于董事长侵害公司利益时的诉讼救济。依照法定代表人制度，董事长不仅在一般的公司事务中享有法定的代表权，而且在公司诉讼事务中也享有法定的代表权，其在诉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公司其他董事除非得到董事长的授权，否则不得参加诉讼，更不得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这对于公司诉权的行使极为不利。当公司利益受到侵害时，如董事长不论基于何种考虑对诉讼持消极态度，无意提起诉讼，公司就无从启动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反之，如董事长由于冲动或其他因素而行使诉权，或如例二，董事长职务被免除，由其他人接替，但未及到工商部门履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董事长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原董事长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多数董事却认为不当，则其他董事再有充分的理由也无法阻止可能发生的诉权滥用。倘若发生董事长侵害公司的利益，由于董事长才有代表公司的权力，寄希望于董事长代表公司起诉自己或其存有利益的其他公司，则完全是不现实的；如其他董事或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而提起诉讼，即使得到法院的支持，也仍然会遇到法律上的困难。

    法人是组织，法人必须通过自然人才能参加民事活动，实现其民事主体的功能。因此，法人必然要设置代表人制度，由代表人代表法人参加民事活动。法人代表权的安排应属于法人自己的事务，应当由法人自己来决定，而不应由立法者来决定。

    因此，应当考虑取消关于法人代表人的强制性规定，改由法人的章程来约定，将法人的代表权授予董事会（或股东会），而非董事长个人，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使董事会（或股东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代表机关。按照董事会（或股东会）代表制，全体董事（或股东）均有代表权。在法人的活动中，董事会（或股东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为合适的代表人，可以是单一代表，也可以是共同代表（如有关文件须有两个董事会确定的代表人共同签字才有效），还可以就法人的不同事务分别确定代表人。如此，可以消除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在诉讼中的不利后果，也可以解决前述例二、例三中的难题，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尊重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