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的这一观点固然明白清楚，但有自己的困难：1、没有给道德评价留出余地。比如说，人体器官的买卖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买者得命，卖者得钱，完全符合经济学原理），可是没有任何国家的法律允许人体器官的买卖。[4]2、利益之间的衡量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很难说相抵触的利益之间有主次优劣之分，很多情况下根本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案（想一想巴以冲突）。而此时，法律仅以强制给出一个并不合理的“解决”，难以体现法律的价值。可见，纯粹的实证主义的态度也是有困难的。

　　§2私见：借历史的观点与经济的观点；商法的价值

　　法律作为一种实然的存在，不仅具有现实的意义，更具有历史的意义。任何法律的形成都摆脱不了历史地塑造。诚然，法律自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的规律是嵌入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的，洽合于人类历史的逻辑的。因此，对其研究，不得不从历史的角度展开。萨维尼的历史法学观点过于强调民族差异性对于法学的意义，与此相反，我觉得历史对于法学的作用并不主要体现在这上面。历史之于法律的最大意义，乃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或环境，使得法律得以在其中演进。用哈耶克的分法，人类社会可分为内部的自生的秩序（comos）外部的可控秩序（taxis）。他用这个观点来区分法律并反对国家控制乃至制定法以弘扬自由主义。这确乎有些偏颇，但亦不失其道理。法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因某些需求而产生的制度性的路径依赖，法的强制，正好保证了制度的稳定。从这一过程出发来考察法律的价值的概念，我们无需再将其推上崇高的“理性”，或者仅止于计算无法计算的利益的得丧，我们所可评判的，只是法律这一客观存在对于这一路径的合理性。此合理性，不只来自于历史的考察，即是说内生秩序的延续性，而且来源于对于现实的衡量。对于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希求其有恒定不变的可能。对于法亦然。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有权审视自己当代的法律，并有权做出修订，从而使其在客观上符合历史的内在逻辑（至于这一逻辑的具体内容，我实在是不清楚，这需要考察整个的人类文明是才有可能得出——而且未必是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因为历史在发展演化中），而又符合于经济性——这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性，而是一种近乎于自然选择般的“趋势”，亦即路径选择过程在某一具体时刻的具体倾向（其实体的表现就是立法）。这二者是统一的。法的价值，就在于维护这种统一，从而保持人类文明的一致并使之沿自己的道路前进——文明是“人造而不可控制的”。

　　这种观点尤其适用于商法。作为民法的重要部分，商法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型秩序。与公法强调公权力不同，商法的规范领域与方式，决定它必是一种自发的、平等的、发展的系统。这类系统的价值，正在于维护自己所规范的领域本身，使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可以存在下去。因此，商法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保护商事传统的历史进行，表现在每一个特定的阶段就是保护市场的秩序。在这一范畴下，由于商事领域的特殊性，引入了许多原则，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由此架构起来的商事领域成了古代世界以来人类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并会持续下去。对外，则否决拒斥不守这种制度不遵从这些原则的可能，使人类的商行为仍旧沿着自生自发的道路前进。以下的论述，将着力于其内部原则及相应制度的实践价值的展开。

　　二、商法的价值：实践中的意义

　　基于交换发展起来的复杂多变的商行为，决定了商法的基本特征：趋利、公平、自由。这些理念，迭见于历代名家著作，亦为一般人所接受。由此引伸出的商法的原则，或者说，商法的基本内核，决定了商法的制度，进而实现了现实意义上商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