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笔者称之为“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

三、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有其合理性一面，不存在非法性，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或者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吗？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登记”的字眼儿，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实质上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属于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律师法而是违背之。《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民办学校审批的规定与律师法的规定相类似，但教育部没有据此作出自己进行登记的批复，民办学校纳入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明显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邪教组织暗地自己进行登记，被取缔，司法部公开地对民办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被默认。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在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般地以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律师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律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如农民工。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合伙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化”代替“规范化”。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以来，我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人事部门和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事倍功半。2004年司法部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现行《律师法》的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律师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律师业发展的“瓶颈”，修改《律师法》已非常必要和紧迫。这一报告把律师行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律师法修订，把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并引起管理混乱的责任归责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3月，笔者曾致信司法部长张福森，呼吁司法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促进律师法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修改，特赠送这样一幅对联，上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下联“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司法部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发布的《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没有作出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律师法修改提前列入立法规划后，司法部拟定了《律师法（修订草案）》，于2007年6月13日经国务院常委会原则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准许“个人开业”，这只是吸收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组织形式之一，没有将民办律师事务所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全面确立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没有体现出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也不符合“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不仅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相冲突，并且与《劳动合同法》相冲突，因此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这样的律师法修订草案能够获得人大审议通过吗？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这样的法律，等于通过“关于许可司法部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律师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