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社区矫正与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与社会团体工作有其关联的一面，如果将社区看成是一个大的社团也未尝不可。但是，二者也是有区别的。社会团体工作是以个人、家庭和团体为服务对象，而社区工作以整个社区及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为服务对象。社区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个案工作和社会团体工作所不易解决的问题。社区矫正对象被置于社区中，他的个人发展前景，取决于社区自身建设的优劣。社区矫正自然就成为社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的目标是通过社区建设来改善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培养居民自助、互助和自决精神，不断增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感。

　　综上所述，在我们还不能为社区矫正提出科学概念时，暂且表述为，社区矫正不是行刑方式，而是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协助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自我改善”的社会活动。其作用是：联合所有的社会力量，帮助被矫正对象恢复家庭联系，获得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合适位置，进而从根本上减少重新犯罪的危险。[18]

　　三、过分强调国家强制力作用，是社区矫正行刑观产生的社会因素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家治理中，特别是在对待罪犯的态度上，更倾向于国家强制力的发挥甚至是非法扩张，因而经常忽视社区的影响力，忽视被矫正对象自我修正能力。从社区矫正工作依托社区，助人自助的特点看，这项工作涉及到三方——国家、社区和罪犯，这三方缺一不可。而后两者的态度和行动是社区矫正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刑罚无疑是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最严厉的正式反应，而来自社会道德的谴责、被害人和社区的反应、亲友的疏离、舆论的批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力，等等，则是社会对犯罪作出的非正式反应方式。[19]因而，把社区矫正作为行刑方式，就会倾向于单向强制，即国家动用强制力，或者社区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惩罚管理罪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方法，那么自然要讲求双向互动。这里的双向是“社区与罪犯”，作为强制力的国家公权力部分，此时只是一种消极力量，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只有在社区矫正不成功时，才可能介入。

　　社区矫正存在的基础是社区，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矫正。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作为社区矫正的物质载体，社区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如：合理的地域管辖范围、适当数量的人口、丰富的资源、较强的人际亲合力等。社区矫正要充分利用这些独有的资源，促进社区被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良性互动。[21]因而，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从社区功能看，社区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22]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机关不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唱主角，只能是导演的角色。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有五条：(1)以人为本、服务居民;(2)资源共享、共驻共建;(3)责权统一、管理有序;(4)扩大民主、居民自治;(5)因地制宜、循序渐进。[23]其中，居民自治是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从社区的自治特点来看，社区没有刑罚执行职能。相反，社区却能通过各种社会工作方法，通过自治的力量，使矫正对象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这一点看，社区更多的职责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矫正对象生活发展的环境，保证矫正对象能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实现自我改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