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人们都希望在公正而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判决有罪的证据既有压倒性优势，又显示出比被告人的无罪主张更可信。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记忆常常短暂易逝，而且可能被情绪所蒙蔽。强烈的诱因也促使控方和辩方对现实的不同说法进行筛选。刑事司法系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关注这些错误的可能性？它又应该如何作出回应？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自由和公正的价值要求优先保证国家强制力只在正当情形下才能行使。从根本上说，官方处罚的承担（如监禁、罚款）的使用必须对受影响的个人来说是正当的，而且也是为社会标准所接受的。于是，自由和公正的价值就被附上了额外代价-大于纠正刑事错案的成本。正所谓“宁可放纵十个罪犯，也不能使一人蒙冤，”。

　　第二个问题（刑事司法系统应该如何应对错误的可能性）的答案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在本书前面作了考察。许多保障措施都必须符合警察机关、检察机关、法庭科学机构、司法机关和律师机构在培训和管理中养成的内部工作文化和法律规则。答案的另一部分就是前一章中讲述的上诉法院，它为解决某种怀疑和伸张冤情提供渠道。然而，不论在刑事司法程序的每个阶段如何费尽心机，错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本章将思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司法程序中所谓的“残留误差”（residual error）的性质，对这种残留误差的应对机制，以及它们近期的表现。

　　二、残留误差

　　所谓“不公”，按字面意思解释就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或目标。因而，司法不公，在词义作必要的修正后是指不能达到预期的“公正”归宿。“公正”与分配密切相关，与根据不同人进行公平分配相关，也和任何对待相关。就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力来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刑事司法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的分配方式是公平的，就表明国家会以平等尊重他们权利和他人权利的方式对待个人。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个人权利应该永远被认为是绝对的，因为为了维护他人权利或竞争权利就必须理性地承认自己权利的有限性。个体自治和个人权利优先原则乃是帕克（Packer）提出的著名的正当程序模式（due-process model）的核心， 它认识到人类易犯错误的可能性，并认为错误可以造成严重的不公正，比如对无辜者定罪，甚至不顾程序性权利作出判决。正当程序模式并没有给英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日常运作增添点什么，尤其是制度中那部分涉及警察和公民之间例行公事的、缺乏监督的对峙（encounters）。然而，应当预见到，当那些对峙越来越正式，越来越受刑事司法制度运行影响的时候，人道待遇、自由、隐私和家庭生活，甚至实行死刑的裁量权中存在的正当权利也会深受其害。如果个人受刑事司法系统的束缚，那么个体的潜在代价也是很重大的。不仅如此，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也对他人权利之享有存在着真实的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保护其他人的权利，采取措施，通过剥夺自由、财产或其他适当手段来否定嫌疑人的权利并判处其罪，对刑事司法制度来说是很正当也是很必要的。

　　现在将要提出刑事司法背景下“不公”的一种定义，这是一种针对司法不公的个人主义的权利本位观。那就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被国家以违反其权利的方式对待，就存在不公。如以下情形：第一，存在程序瑕疵；第二，适用于他们的法律不公正；第三，对适用方式或处罚没有事实根据；第四，国家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惩罚方式，与需要保护他人权利的程度不相称；第五，国家没有通过指控犯罪者而使他人权利得到有效的适当的保障；第六，国家法律本身不公。下面，就对这六种情形分别予以阐述：

　　（1）当个人受到无正当理由的逮捕或拘留或被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供述的时候，就发生了因为不公平程序而以违反权利的方式对待个人的现象。这些违反权利的事情可能由警察所犯，也可能发生在审判阶段。错误可能产生于心存偏见的法官、刚愎自用的陪审团，以及抑制证据或误用证据。被告人可能也会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充分准备或良好发挥而落败。某些观察家试图区分那些实际上“无辜”而被错误定罪者和那些“因技术性问题”而被无罪释放者。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对权利的违反，而且正当程序权利在确定是否正当对待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即使一个有犯罪意图并实际上已经犯罪的人，如果通过一种没有尊重其基本权利的程序进行定罪，也可以说是遭到了司法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