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苏联的检察理论模式列宁曾在《论“双重” 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提出“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在前苏联，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是与列宁的统一法制思想紧密相连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就检察机关的体制问题曾发生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大多数委员反对地方检察官只能由中央委任并只服从中央节制的办法，主张“双重”从属制，及一切地方工作人员一面服从其所属中央人民委员部，一面又服从地方的省执委会。该委员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地方检察官有权从法制观点上抗议省执委会及一般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理由是：“双重”从属制是进行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和维护地方当局的必要独立性并反对中央机关对省执委会人员之傲慢态度的需要。因此，列宁在《论“两重”从属制与法律制度——致斯大林同志转中央政治局》 一文中指出：“我实在难以想象，究竟能用什么理由来辩护中央执委会该委员会中多数人这一显然错误的决定。”列宁从统一法制和检察机关的职能的角度提出否决“双重”从属制，并就检察机关的职能指出：“检察机关与一切政权机关不同，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律有真正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

    新中国成立后，在参考前苏联检察理论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就检察机关的设置是“双重”还是“垂直”模式以及检察权的归属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意见分歧，这是影响现代检察执法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检察理论的发展检察机关从国王的代理人发展到公诉取代自诉，最后形成现代的检察体制，历经了一个缓慢的历史进路。随着审判中心主义的兴起，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逐步过渡，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开始对自己的检察机关体制进行改革。基本思路有：1、对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实务中已无纯粹行政式上命下从存在的余地，其独立性大大加强。如法国、德国等。2、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时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表现为检察机关在进行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活动时，法律要求其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形一律加以注重，以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执行机关之一，代表国家越来越多地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及其他社会事务进行干涉。如英、美、日、法、德等国家。3、除审判监督权外，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得到确认，即承认检察机关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职权。检察机关对任何机关、组织、个人遵守法律情况进行监督的一般法律监督权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如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

    （三）中国法治理论思想家的匮乏在中国历史上，法治理论向来没有生存的适宜土壤，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也就自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在现代中国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更多地是依靠借鉴和移植国外的法治思想，这些国外的主流思想如何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调适，往往成了法学家们最大的现实困扰。而一个民族要真正踏上属于自己的法治道路，必然需要民族的法治理论思想家，当代中国的法治道路就面临着本土的法治理论思想家相对匮乏的尴尬境地。一个本民族的法治理论思想家，首先必须全面深刻理解民族的历史传统、人文特点和现实状况，不能一味地扬弃因袭已久的、无所谓先进和落后的民族习惯，生硬地进行“洗脑式”的法治嫁接。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改变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锐利武器，就在于这个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别的国家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同样的道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法治思想必须是中华民族的法治思想，而现实中恰恰这一点非常薄弱，自然会阻碍到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在这个大背景下，检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就必然要受到相应的影响与制约，难以形成属于本民族的系统的检察执法理念，而更多地是套用政治领域的一些经典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