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践中落实竞业禁止制度缺乏有力监督竞业禁止的义务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统一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在实践中，由于对违反竞业禁止制度的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尤其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还不甚完善，这种现象仍然以不少的数量和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还往往和职务犯罪的行为纠缠在一起，有时更是难以区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三）个人价值和职务价值在认识上存在混淆在市场经济还不是特别完善的背景下，企业商务往来不可避免地受个人关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负责人容易诱发或者滋生不平衡情绪：“以自己私人关系为国有企业谋发展，拿一点不算什么。”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职务犯罪就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在从事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然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而在各种社会资源的使用过程中，从表面上看，企业领导干部的个人关系和职务关系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从本质上分析，个人价值和职务价值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职务价值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个人价值起着辅助作用。身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法律赋予的职位使得在这一职位上的人员必然有着相应的影响力和处分权，在与外界接触、交易的时候，其职位保障了权利的有效行使，缺乏了职位价值，个人价值的效果很难有效发挥。也就是说，个人价值必然要以职务价值为依托。当然，职务价值的充分发挥，还要受制于个人价值的品位。因此，既要解决好国有企业负责人待遇问题，使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实践中得以正确贯彻执行，又不能颠倒职务价值和个人价值的主次位置，避免出现个人至上的认识误区。

    （四）“大树底下的小腐败”，“二级公司腐败”，“小部门、小职务和大蛀虫”问题不容忽视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相对比较深入、科学，其组织建构和经营管理大部分都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职务犯罪发生的几率相对也就较少。实践中的问题是，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财大气粗、业务繁忙，对下级公司往往疏于管理，放任自生自灭。致使其下级公司、二级公司，大部门中的小机构，经常容易发生职务犯罪。而这些“小职务、小部门”却还往往存在着“大腐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可低估。案例中被告人所在的两个国有公司级别不高，相对其上级公司和集团总公司而言，资产较小，但被告人在两年内侵吞的国有资产却不是一个小数目。

    （五）干部考核中刚性制度和柔性制度的比例失衡在干部考核的过程中，刚性制度易操作，欠全面；柔性制度易失控，可综合。刚性制度或者柔性制度过多都不能正确考核、评价干部。案例中上级公司在对被告人的考核中，基本上都是柔性制度，缺少刚性制度的考核，这样就很容易使考核工作流于形式，主观性、随意性占主导地位。刚性制度主要以专业考核为基础，能直观地反映工作的完成情况，但是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工作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情势变迁、政策调整、目标替代等等；柔性制度灵活性较强，能够综合评价工作的得失和能力的发挥程度，但是其客观性容易失衡，易受人情关系影响。

    （六）现代企业制度在有的企业得不到有效实施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是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结合。以股东投资行为为基础，传统所有权在公司中转换为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改变旧体制下的政企关系，使国有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法人。毫无疑问，我国的大中型企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不可否认，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的下属企业、二级公司、分支机构，在贯彻执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力度上还是有所欠缺，有的是空有其名，其实难符。于建东贪污、挪用公款案就能最突出地反映出这个问题，作为受公司法调整的两个公司：北京通达咨询公司和亚风经销公司，却无视公司法的存在，大量从事违背公司法规定的经营活动。该案也同时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国有企业违反公司法的行为如果在早期就能够得到及时的矫正，很多职务犯罪行为就有可能被预防，尤其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大中型企业的下属企业、二级公司和分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