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 Discovery的译法至少有六种：一是证据开示，如见左卫民、陈刚：“直接开庭：中国民诉改革的一大误区”，诉讼法研究会年会论文，1995年；二是开示；三是出示；四是先悉，由审判前的证据知悉所作的意译；五是发现，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初论》（上），北京，中信出版社，1991年，第90页；六是事证开示，如陈石狮等，“事证开示制度与发现真实”，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民诉法研究会第50次研讨纪录，台北，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出版，1996年。

　　[11] 关于比较民事诉讼法文献，参见纽约大学法律图书馆收集的较全面的题录和资料，载//www.law.nyu.edu/library/foreign_intl/civilproc.html.

　　[12] [意]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13] 沈湘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载《现代哲学》，1999年，第2期。

　　[14] 参见《规则》第二次讨论稿之“序”。

　　[15] 2001年4月Peter Gilles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东西方司法制度比较”学术报告中阐明了上述观点。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在本文中尽可能回避“诉讼法统一”的提法。

　　[16] [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世界法的三个挑战》，罗结珍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17] Susan Silbey，Let Them Eat Cake：Globalization，Post-Modern Colonialism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Justice，in Law and Society Review，1997，p207-.

　　[18] 公丕祥：“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19] 参见《规则》第二次讨论稿之“序”。

　　[20]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21] 赵健、孙晓虹、张茂在“国际民事诉讼法统一化运动评述”一文小结时提出上述观点。

　　[22] 在此借用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序言中引用的犹太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类一思考，离真理就越来越远，上帝看到了当然就窃窃发笑。

　　[23]参见：“中美跨国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研讨会综述”，//www.civillaw.com.cn/lawfore/CONTENT.ASP？programid=5&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