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值得辩护之处是，人民法院去掉人民，其实也是对“人民”语词泛滥的警惕。贺卫方教授曾在其演讲中说过：“我们国家总是强调自己的人民性，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的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警察叫中国人民警察，简称民警，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都知道小时候有个人民公社，我们读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到人民银行办理有关人民币的业务，我们有人民大学，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们得病到人民医院治疗，我们死了到人民火葬场火化。”这当然是调侃的说法，但这里面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解构：事情往往是，我们越是强调和越是天天挂在嘴边的东西，我们其实越不重视。就像那些整体把“我爱你”挂在嘴上的人，可能也是对爱情最不认真负责的人一样。我们那么强调人民，但大家都很清楚，像孙志刚案一样，我们为什么又常常是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才能认真对待人民呢？

　　关于反对者们重点批判的“国际影响”的问题，我觉得也有很大的误会。这和“唯外国马首是瞻”、“月亮也是外国的好”完全是两码事。仔细分析贺卫方先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指出法律问题是“严肃”的，所以不能给人留下以“群众运动”这种非常不严肃的方式解决法律问题的印象。作为接受记者的访谈，他的话不是不对，而是没有说完整。应该是给“国际社会”留下误会不好，更严重的是，如果给我们自己的人民留下了“法律不严肃”的印象，可能就更糟糕了。因为国际社会怎么看，我们可以不理他，但要是自家人都这么看了，可以想见我们搞“依法治国”那么多年了，人民的“法律意识”还停留在什么程度，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贺卫方先生提出“人民法院去掉人民”，当然还有一些深意。那就是他一直的抱负，一种通过司法改造社会的理想。这种“隐微”的东西我本来不该在此说出来的，但想想也没什么。作为多年来为中国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奔走呼号的人，我相信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为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辩护的人。这种为社会和人民幸福的理想，只要是真正的学者，谁又能不具备了。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理想是非常节制和理性的，是一种法律人特有的求稳妥求平和求扎扎实实取得进步的姿态。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可以对他的“人民法院去掉人民”的主张提出自己的异议：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无奈，是一种“与语词作战”。所以他的主张最终被人所批驳、无法被立法采纳，也是合乎社会的逻辑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法律本身不也是一种语词吗？不是语词在深深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吗？即使他的这个主张好像被放弃了，但从长远看，“法院去掉人民”的主张毕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已经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并开始审视和反思“人民”这个词，而不是向以前那样，把“人民”或其他的大词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接受。这样看来，你能说这个主张的目的没有达到吗？

　　至于最高法院的公开解释，我是充分理解的。法院改革到这个份上的确很不容易。的确，由于民情和政治传统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我们是不应当盲目主张制度架构上的“三权分立”，但是，支撑三权分立的那些理据：用审慎代替激情，对所谓的“民主”（何况我们这里的民主其实还远远没有成熟，是伪民主，不懂辩论规则，不尊重别人人格的民主）保持交替，为社会设置各种平衡的机制等等，我想都是可以吸纳的。我理解政治改革者的苦衷。也理解发言人所说的学者对法律草案的建议一定只是建议，不能越界的话。然而，当法院说“学者的建议只是建议”时，不也和贺卫方教授的主张中所蕴涵的逻辑是内在一致的吗？

　　人民法院，不管它的称谓有没有“人民”二字，重要的都是要认真对待人民。

　　谌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