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发现，具体的调解技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遵循群众路线，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调解技术只有放在权力的组织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只有将调解放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这一总体的政治背景之下，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推崇调解制度。

　　最后，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批判旧司法、确立新司法的象征，成为共产党的司法制度决裂于国民党的司法制度的标志。尽管马锡五审判方式所使用的调解技术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司法技术（比如都为了“息事宁人”），但是它并没有被理解为传统司法技术的自然延伸，而是被塑造为新司法的形象，它所反对的恰恰是国民党所采取的西方化的现代司法：“程序至上”、“独立审判”、“依法审判”。正是在马锡五审判方式这束强光的照射下，国民党的司法自然成了脱离群众的“坐堂办案”；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不利于人民”或“与人民隔离”的“主观臆断、故弄玄虚、繁琐不堪”。（ 谢觉哉，1996c：157）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区别共产党的司法与国民党的司法、区别人民大众的司法与资产阶级的司法、区别新法与旧法的标志，正如1945年绥德县的司法工作总结的“司法方针-政策”一节这样写到：

　　在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口号下，我们就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制定了新的政策与方向。自去年开始，我们就改变了旧一套的作风，实行了新的方针。在这一年半当中，所有受理的民事案件及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部分采用调解的方法，先予以调解，万一不行才用判决。凡经调解的案件，都是取得双方的同意而后调解之。为了息事宁人，首先解释双方所争之点及消除过去一切成见，要在互谅的原则之下，问题才得以解决，收效很大，同时调解的案件没有一件上诉的。（绥德县司法处，1945，着重为引者所加）

　　正是在这些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政治话语中，我们发现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种种述说不再关心这种审判技术本身，它们围绕着这一非常具体的司法技术或司法实践，滋生出一种话语酶，这种话语酶在不断地发酵、孳生、繁殖、蔓延，以至形成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这个话语空间越来越远离它由以产生的母体。马锡五审判方式不再是针对“精兵简政”这一具体环境的一次积极的司法尝试，而是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合法性的一次政治实践；马锡五审判方式不再简单地作为调解这样的非话语实践，而是成为批判旧司法、确立新司法原则的一次尝试性的话语实践；马锡五审判方式不再是一套独立的司法技术，而是成为共产党贯彻其政策和政治原则的一套普遍使用的组织技术。正是“新”、“进步”、“革命”、“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神圣话语为历史久远但出身卑微的司法调解技术打上了七彩的光，才使得这一实践不断地被沐浴、修饰、培育、训导、锻炼，宛如一个新生婴儿，她的血统被斩断了，她的历史被遗忘了。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从来没有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传统的调解方式联系起来，尽管这种技术应该说是中国法律传统中最古老、最成熟的一项技术，而是将它完全看作是共产党的一个全新的发明。正是在这里，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区别于所有旧司法的新的司法形象。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一个全新的发明，一种全新的实践。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历史突然被激活了，它发生了断裂、折叠、分岔和重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和权力关系，新的与旧的、成熟的与刚刚萌生的、刚性的与灵活的，法律的与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社会的与历史的，展开了搏斗、厮杀，围绕司法调解的种种话语正是这战场上的呐喊声，而那七彩的光正是惊魂动魄的刀光剑影。最终，一门古老的司法技艺被一种新的权力关系所捕获和驯服，被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笼罩和消弥，被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所吸纳和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