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检察机关是特殊的司法机关，不同于审判机关。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主要有四种。1、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包括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2、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包括对直接受理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3、对民事诉讼的监督；4、对行政诉讼的监督。这四种职权基本上都与诉讼活动有关，如何行使也都有相应法律规定的严格程序，认为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机关的特性，便是据此判定。然而检察机关行使这些职权时只有一种建议权或者说程序提起权，并不象法院一样，具有实体处分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虽然与司法活动有关，但并不具备司法特性。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既代表国家对犯罪提起追诉，又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使法官的权威受到威胁，使当事人（主要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这种观点背离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实际，企图用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来适应中国的刑事诉讼架构，是不现实的。“当事人主义”并非普遍真理（不然，为什么大陆法系多采职权主义呢？），它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比如诉讼成本较高，很多犯罪嫌疑人能轻易逃脱制裁等。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依据《宪法》规定的法院、检察院的职权，在综合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它既吸收了职权主义有利于打击犯罪降低诉讼成本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又大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原则和做法，使庭审的抗辩性大大增强，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检察机关根据审判监督职能对错误判决裁定的抗诉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实施，保障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十年动乱期间取消检察机关致使全国法制紊乱的惨痛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

　　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无疑会导致国家政治体制权力失衡。我国现行的政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将检察机关变成纯粹的公诉机关纳入行政机关序列，就会出现“一府一院”的奇怪格局，行政权与审判权将失去制衡，形成不稳定架构。离开了检察机关这个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更无法操作，必将逐渐演变成单纯的立法机构。将反贪局划归最高行政机关管辖（或者直接并入监察部），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将大大削弱，独立行使职权难以保障，将无法遏制官吏腐败和司法腐败的黑潮。

　　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的检察制度就尽善尽美了。我国检察机关现实的法律监督职能与宪法规定还有距离，这已为实践所证明。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承担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旨在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各个领域实行监督（包括违宪行为的监督），既要监督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也要监督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根本出路是完善法律监督立法，既为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也为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提供具体的法律保证。我们不应仅停留在对现行检察院组织法进行修改完善，制定一部相对集中，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专门《法律监督法》或《检察法》应早日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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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陈建民。检察院组织法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7

　　[3] 王桂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2

　　[4] 王松苗。厉行法治：法律监督应如何定位。人民检察。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