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场或道德，有一个经济学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珠宝等通过一项新的奢侈品税。不用说，这是那些“立场正确”的学者或政客的主意：消费奢侈品的，都是有钱人，多向他们征税用于公共设施或补贴穷人，岂不使社会更公平？动机很好，但是效果如何呢？由于奢侈品不像面包，它的需求弹性很高，本来准备购买珠宝的有钱人可以转而去别墅，这样，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珠宝等企业和工人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更多。声称“为了穷人的主义”未必就等于实际上对穷人有好处。反对土私有化，主张最低工资的理论家，都有着很“正确”的立场、公德或私德，但这些政策对于他们所同情的弱者却很可能是有害无益。李贽在《焚书》中讲：“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决，孰能止之？！”

　　对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来说，重要的不是站到正确的队伍里去，也不是创造道德世界纪录或者拿着自己的道德标尺到处去量人，而是在知识上作出贡献。知识分子不但应该独立于权贵、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还要独立于大众舆论。有道德激情和人文关怀不等于对民意的盲从；立场或主义代替不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

　　立场主义和道德主义背后隐藏着这样两种霸权：主义霸权或道德霸权。——谁来判断立场的对错？谁来判定道德的好坏？这两种思维方式似乎预设了一个先验的、固定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立场：不管是政治立场、社会立场、思想立场还是道德立场。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一个不容挑战的集体目标和正确立场：一个思想或一个人的价值全看他/她对这个立场或目标所作的贡献大小，与之相反的思想或个体是绝对错误或不可容忍的。这正是极权主义政治的特征。在那样一个“只要主义真”的年代，不但表态要正确，而且必须作出表态；就像一个囚犯必须在“生”和“死”两张字条中抓阄一样，而且抓阄并非一劳永逸，每一次都抓到“生” 的人才能幸存。它和思想多元、价值独立（诸神之争）、开放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按哈耶克的说法，法治社会是“无目标的”（purpose- independent），每个人的不同利益、信仰和道德立场都得到包容，不存在超个人的统一目标和政治设计。

　　在公共讨论中，立场主义和道德主义还是少点儿为好。米奇尼克在《蛆虫与天使》一文中批评一位波兰作家，“我烦恼的是他给知识分子加上污名，不是因为他们缺少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姿态。”同样，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假如其他学者见面就夸他道德高尚，而丝毫不提他的论点，我不知道他是应该哭呢还是笑。

　　滕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