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证应当依据一定的程序进行，质证程序包括出证、举证、辨证等阶段，双方当事人都具有公开证据的义务，同时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辨认、质疑和解答，当前，尽快完善质证程序是十分必要的[8]

　　六法官采纳证据后应在判决书中详细说明理由，目前判决书的质量不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法官所采纳的证据不具体阐述理由，常常在判决书中仅仅指出：“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证明，足以认定”，至于这些证据是由谁提供的，是否经过了当庭的质证和认证，究竟能证明什么问题，其与案件的事实的关联性如何等等，极少作出分析和阐述，有的判决书仅仅只是列举了证据的名称便提出足以认定的结论，有的甚至在裁判书中连证据的名称也不列举，便认定了某种事实[9].裁判书中不说明采证的理由弊端很多，第一，它根本不能反映庭审过程的情况，例如，裁判书中列举的证据，是否在庭审中经过了质证和认证必须要在裁判书中反映，如果没有经过质证和认证，即使是法院调查和收集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纳。第二，裁判的结果是否公正，首先要看证据认定的事实是否准确、清楚，这就需要对证据的分析和采纳的理由作出阐述，也就是说，要从特定的证据中认定某种事实，必须要说明这些证据为什么能够证明这些事实，证据与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列举众多的证据并不意味着这些证据与特定的事实具有关联，所以，在裁判书中不列举理由根本不能使人相信裁判是公正的，

　　在西方国家，法官在认定证据的过程中，广泛的采取了自由心证的办法，证据的取舍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法律历来对自由心证予以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它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导致司法的专横，然而，如果在裁判书中对证据的认定不举出理由，则同样会给予法官多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如何认定证据，如何从证据中确定事实，完全由法官自由决定，且不需要给当事人说明理由，这同样会导致司法的专横，也会为司法的腐败提供机会，从根本上说它是不利于裁判的公正的。

　　第六节  修正对案件的请示制度

　　人民法院内部的上下审级关系是一种审判工作上的监督关系，而不是一种行政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上级法院除了应当负责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下级法院的上诉案件以外，还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对下级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如果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审查下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是否有错误，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则有权提审和指令再审，必须指出的是，按照审判权独立的原则，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在依法行使审判权方面都应当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独立是法院内部独立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说，下级法院在依法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有权排斥来自上级法院的不正当的干涉，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上级法院的法官甚至院长，无权作出指示或命令，即使是对已经经过两审终审的已生效的案件，上级法院也必须通过正当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任何个人无权向下级法院发出提审和再审的指令。维护上下审级之间的法院的独立性正是公正的程序的固有内容。

　　然而，这一基本的程序制度在实践中有时也未能得到严格遵守。所谓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处理或程序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经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却非常普遍并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10]，在办案过程中，就一些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做法，翻阅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大量出现的是地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请示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应当看到，请示制度在我国审判实践中，也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新的案件大量涌现，而立法有过于原则抽象甚至缺乏规定导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各地法院的法官经常遇到法律适用的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不能完全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许多法官对案件性质的确定、案件中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分析和判断、对新的法律规定的理解等，确实把握不准，通过请示制度，由上级法院提供各种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对下级法院的正确办案和提高办案质量。还应当看到，某些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审理各类案件特别是民事经济和刑事案件时，经常遇到当地的行政干预，以及地方保护势力的压力，而这些法官又不愿意因实行地方保护而作出明显不公的裁判，便试图通过请示上级法院而将矛盾上交而适当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