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有这么一个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但《组织法》颁布实施多年了，这一规定的后一款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因为首先检察长在实践中一般还是比较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其次，如果真得出现检察长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时，实践中可能就会是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或大多数人改变意见转而拥护检察长的意见。

　　然而，现实中还是出现了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并向当地人大常委会请示的事件。据《检察日报》5月16日报道，今年4月，贵州省黔南自治州某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一起经济大案中，检察长在是否提起公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一致，便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人大审议中，有人认为可以依法及时行使决定权，支持司法工作；也有人认为“重大问题”是否包括案件不清楚，待立法解释出台后再说。对于这则新闻，笔者关心的不是提起公诉问题上是否属于《组织法》所说的“重大问题”，而是由报请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这种本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是否妥当的问题。

　　“业术有专攻”这是古人对于学有所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的一种描述，现代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分工更加细化，而司法更是由仅凭一般人的道德和理性所能判断的事务上升为一种专业化的事务，需要专门的知识学习，需要经验的积累，英国大法官柯克说：“法律是一门艺术，是要经历长时间才能习得。”更何况司法动辄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其专业化的要求就更高。如果说，门外汉试着去耕田去教书，充其量就是贻笑大方，降低经济效益，但是，一个没有经验和法律知识的人来当操生死予夺的法官却是万万不可，公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以及司法的信誉都不可作为试验品。人大在我国是权力机关，享有立法和选举产生政府、司法机关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的权力，因此，人大在法律方面，擅长的更多是立法，而不是司法。因而，人大常委会，走出自己的责任田，走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如何立案侦查、是否要批捕、起诉的检察权行使领域，能很好地担当吗？

　　退一步说，即使人大常委会能耕好他人的责任田，这也与现代社会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背道而驰，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西方哲人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孟德斯鸠强调要求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要分立与制衡，我们国家并不实行三权分立，可以说，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是人大权力的下位权力，由后者产生并受其监督，但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理并非不能适用。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受其监督，但并不意味着人大在监督检察机关时可以直接行使检察权，监督权从其性质上讲一般认为是一种程序上的启动权，即督促作出决定的机关或有权要求其改正的上级或其他机关启动重新审查的程序，监督者如果有权直接改变被监督者决定的权力，那么就永远无法摆脱“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在监督者之外又必须再设置一个监督者，如此循环不止。更何况，人大还产生法院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如果人大直接替检察机关作出了对某一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决定，那么法院是不是必须判决其有罪，如果其本是一个无辜的被告人，法院如何在权力机关决定的压力下保持司法公正呢？

　　“有权力必有责任”，权力与责任是对等和伴生的，法院错判了，必须要赔偿，检察院错捕了，也要赔偿。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是否要批准逮捕，检察长与大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有不同的意见，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结果后者决定批准逮捕，如果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错误了，人大常委会要不要赔偿呢？我们在《国家赔偿法》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个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出现了错误，以致侵犯了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如何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是就是没有对人大常委会作出了错误决定如何赔偿作出规定。也许在立法者头脑中，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直接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一规定将人大也应承担赔偿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出于许多人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