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后来历史的发展扭转了这个语义变迁的可能性。由于崭新的意识形态 “治道”的崛起，“政法”二字就从由治器向治道的语义攀登中跌了回去，再一次回到“缺于治道，政法多昧”的形而下地位。同时“政”的概念也从清末以来的 “公法化”，转向了革命成功之后的“意识形态化”。随着政法大学、政法委员会、政法战线等名词的流传，“政法”就逐步成了一个被笼罩在意识形态之下的概念，成为一个特殊的“偏义复词”。打个比方，我们若把“政法”一词看作一家学校，“法”就是它的校长，是法人代表，而“政”呢，就是这家学校的党委书记。至于谁是一把手，则要取决于这家学校最近的改革。

　　我现在喜欢《政法笔记》这个书名。因为我观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 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与视野，却超出苏文太多。

　　我对这本书还有一个自认得体的评价，就是“政法笔记”四个汉字，已因冯象先生的言说，而在法律语境中、在每一个法学或非法学的读者眼中发生了语义与观感的良性流变。像冯先生在《戏仿》一文中所说，“要把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这也是霍姆斯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在经验，不在逻辑”这句名言对法律如何移植的启示。因为在我眼里，法律移植的成功之路必将是一条普通法的道路。先前苏力把所谓“本土资源”与西方法治之间的对立过分戏剧化，其实他进路有问题，我们要反的并不是普适的法治，而是崇尚立法、膜拜立法的唯理化的大陆法特征，以及德国“(依)法治国”的形式法治模式。而在英美法和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在本质上就是否定性的和经验性的，是和司法而不是主要和立法密切相关。在洛克的假设里，未有国家之前的社会缺少的也并不是法律或权利，人们缺乏的只是一个法官(如书中《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等文，就从普通法和宪政的视野批评了立法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