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立足于世界东方，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发展和实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和实现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争取人民民主的大旗，为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运动而斗争，先后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里制定和施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施政纲领》等。从民主政权建立时起，共产党就不懈地进行着宪政尝试。在国民党统治区，还为召开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争取民主的宪法而努力。这都足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真诚愿望，而且共产党还曾把这种新型的民主作为建设新中国的立国支柱之一。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干部学习的文件之一，他自己在读过此文后写到：小胜小失败，大胜大失败，何以如此？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1945年7月黄炎培造访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历代王朝几经更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事业初起之时，面对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此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一旦功成业就，难免就惰性发作，所以“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如何摆脱这恶性周期率？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毛泽东显然已经过深思熟虑，微笑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许毛泽东和黄炎培在熟读史书时亦仔细体味过唐朝名相魏徵的忠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实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物，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看来，黄炎培与魏徵之忧患同在，毛泽东以史为鉴决心使共产党人摆脱这恶性周期律。这将是革新人类历史的创举。

　　正因为如此，伟大的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1949年9月21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通过宪法性文件（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而于10月1日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政协的召开和《共同钢领》的制定与颁行成为新中国宪政建设的奠基礼。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立宪治国”的良好开端-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即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正是建国之初至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各方面繁荣兴旺的重要法治保证。作为创建新中国和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法制总结的“五四宪法”，不仅其本身是中国法制史的里程碑，而且其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成为新中国最大规模和最有实效的一次全民法制教育和宪法教育运动，毛泽东关于该宪法草案的讲话，也成为他最为精辟的一次法治思想的表述。

　　然而，新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不能不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联。正象民主革命我们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换取正确路线的胜利一样，探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而由于封建主义的沉重历史枷锁和小农经济的牢固社会基础，使“左”的错误和人治思想更易通行。中国的宪政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代也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甚至悲壮的历程。“法律虚无主义”的冲击使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专制主义的肆虐使宪法的法治原则和民主精神荡然无存。那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内乱，民主的异化物，法制灾星-“大民主”，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疯狂的无序状态，乃至国家主席的人身和人格都得不到宪法的保护。握着精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哪怕他义正辞严欲以宪法来保护自己，也依然被造反派们“彻底打倒”，并被“踏上千万只脚”！而“文革”临近尾声之时，延迟多年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五宪法”，就象文革中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一样，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忠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