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健全和完善宪法的应变机制。宪法的适应性要求宪法具有一套完整、科学的应变方式，“一个没有改变自身手段的宪法便断绝了生命之源。”〔41〕我国宪法缺乏适应性的关键就在于应变方式的单调，将宪法修改当作宪法应变主要甚至唯一手段。修宪的缺陷在于，一，“修改宪法应该是困难的”，〔42〕这是各宪政国家修宪的基本原则。各国宪法都从程序、内容、范围等方面对宪法修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修宪的“困难”，使修宪不可能随时进行，两次修宪之间将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也会出现宪法滞后于社会现实的情况。二，频繁的修宪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造成损害”，“易于导致宪法的信任危机”，〔43〕从而有损宪法的适应性。三，我国自54年宪法起，“宪法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44〕宪法工具主义严重损害了宪法的根本价值，宪法的修改成为大幅度政策变动的标志，宪法沦为政治获取合宪性、合法性的工具。宪法与社会现实严重背离，最终被弃置一旁。因此，笔者以为，应慎用宪法修改。只有当宪法条文完全背离社会现实，原条文完全不能容纳社会现实时，才能考虑对条文进行修改。宪法解释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另一种应变方式，但是，宪法解释在我国是一种近乎虚置的宪法制度，“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实用原则和制度体系。……宪法解释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属于一种待建的制度。”〔45〕有人认为，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不足便在于没有健全的宪法应变机制，〔46〕这是很有见地的。完善宪法应变机制，要考虑，1、应变方式要多样化，2、各种应变方式须规范化，3、使宪法具有主动性、能动性，能根据需要随时作适应性调整，4、各种应变方式的运用不得损害宪法的权威和稳定。除慎用修宪之外，我们还应：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现行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然而“我们从未没有解释过一次宪法”，〔47〕根本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机构具有不合理性，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设立专门承担宪法解释日常工作的机构，二是没有进行宪法解释的程序规定，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可制定法律，让其监督自身制定的法律违宪与否，不符合法治原则。笔者认为，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宪法解释制度，不如把宪法解释权赋予适用宪法的机构，如设立的宪法法院。同时，制定宪法解释法，对宪法解释的主体、权限、程序等作出规定。2、建立宪法审判制度。宪法审判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笔者建议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承担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案件的审判工作，并在各高级人民法院设宪法审判庭，作为宪法法院的下一级审判机构，实际二审终审制。宪法审判制度的建立，可以使宪法法律性得以充分显现。而且，通过宪法案件的审理，使宪法具有实践的品格、发展的动力；宪法法院的判决成为判例，是宪法应变或发展的重要方式。3、确认宪法惯例制度。宪法惯例既可补充宪法不足，又可使宪法的内容发生改变，而且宪法惯例也随着民主宪政的进步而发生变化，陈旧过时的宪法惯例会被淘汰，新的宪法惯例会不断产生。宪政惯例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完全不触动宪法文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大增强了宪法的适应性。这是宪法重要的发展制度。我们应重视宪法惯例。

　　注释：

　　〔1〕有人将此称为宪法的现实性。参见《宪政论丛》第1卷，17页；李步云《走向法治》，577页。

　　〔2〕〔7〕〔9〕〔28〕〔30〕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37页；228页；228页；41页；41页。

　　〔3〕《马恩全集》第6卷，292页。

　　〔4〕〔5〕《列宁全集》第15卷，309页；第10卷，441页。

　　〔6〕〔8〕〔10〕L.亨金《权利的时代》，117页，118而，118页。

　　〔11〕〔12〕《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25—26页；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