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无论是维护现存的制度，或是意图创建新的制度，意识形态暗示了对某种终极目标、终极真理的追求，意味着某种集体主义。这与宪政在本质上的个人主义和程序性存在着根本性冲突。
　　
　　（3）意识形态代表利益的单向性，即它只是某个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与宪法在本质上是利益多元化的平衡相抵牾。首先，意识形态与宪法的本质不相协调。宪法在本质上是各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反映，这意味着不同阶级及其利益共时性，因此，宪法不可能仅仅反映个别阶级的利益。其次，意识形态与现代宪法的发展趋势，即各国宪法包含越来越多的普遍性因素不相协调。普遍性必然反映某种共同的要求，而不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第三，意识形态与宪法的妥协性也不相协调。由于宪法的规定与全体国民均有重大的关系，与各方利害相关，非折衷协调，互相容让，难获定案。 宪法的目标是要通过合法的斗争或者和平的“商谈”、博弈、妥协达到某种均衡，实现秩序的稳定，并竭力维护这种均衡和秩序。而意识形态则暗示通过“革命”或者彻底的更新而不是通过妥协达到这一目标。
　　
　　（4）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这与意识形态的“革命”、“更新”取向和对传统的否定倾向不一致。庞德认为，一个发达的法律体系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传统和习惯的因素，另一个是制定法律或强制性因素。这二者之间相互依赖、互相矫正。“然而，就整体而言，传统要素更为重要。” 因为，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法律的适用取决于法律制度中的传统要素，立法创设的规则由此得以解释、发展。创设的规则如果被吸收、融合，才能成功地成为法律。” 另一方面，“即使在制定法的领域，法律体系中的传统因素仍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依赖于传统的因素去填补立法的空白，并阐释和发展由立法引入的原则。” 任何社会都必须依赖于一些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才能长期存续，这些基本规则实质上就是社会共同体的“宪法”。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一套基本规则，这套规则经由实践而转化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在行为上则表现为习惯和惯例。正式的宪法须与这些基本规则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否则，正式的宪法难以为社会共同体所吸纳，更不用说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了。宪法功能发挥的程度与宪法对民族传统的尊重成正比。被认为是宪政之母的英国宪法完全是传统的产物。植根于传统而致成功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当属美国宪法。相反的例证应是中国。由于对传统的背离，近代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虽历时100余年，但宪法仍似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3、突显宪法的法律性，克服宪法的道德化倾向。
　　
　　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法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它必须包括社会的基本道德； 法律规范体现伦理道德的原则与观念，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法律的目的。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对统治阶级道德观念体现最充分、最完整的法律无疑是宪法。但宪法与道德终究分属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以不同的手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作为法律，宪法必须与道德划清界限。
　　
　　（1）避免道德规范入宪。
　　
　　所谓道德规范入宪，是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仅应止于道德领域的那些规范被载入宪法的情形。我国现行宪法中存在不少此类规范。这类规范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这类规范在形式上仍以道德规范的面貌出现。如，“中国各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等。宪法中凡冠以“光荣”、“神圣”、“应当”、“提倡”、“鼓励”、“反对”等字样的条款多属此类。二是这类规范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上看，不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完整的逻辑要素，即缺乏“法律后果”的内容。这两个特点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由于在逻辑结构上缺乏“法律后果”，规范本身无法以“法律”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这些规范的道德性极大地消解了宪法的法律性，从而使宪法的效力及宪法的功能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