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头去尾的说法，模仿霍布斯鲍姆对于20世纪历史的叙事方式。他以1914年为开始，1991年克终，描述了一个像历史的三明治一样“短促的20世纪”。对于始终的选择，一为叙事的简便，二为宣扬始终点的显要意义。我取他这个譬喻，但并不沿袭其中的伤感。以3月5日全国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为头，以12月4日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及新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纪念讲话为尾。像好厨师一样讲求菜品齐整，尝试叙述宪法在这一年中的运数和生长。

　　宪法，成为这一年公共空间的关键词。3月份寻常的两会，有两处不寻常的地方。全国工商联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私有财产权修宪的建议案。自1999年第三次修宪以来，关于私有财产权修宪的讨论就没有中断过。这可称为共和国史上第一次几乎完全由民间团体和学术界自发进行的一场持之以恒的修宪建议。所以叫“建议”而非“动议”，因为正式的修宪案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署方可提出。而如何才能运动五分之一以上互不相知的非常任代表？这显然具有制度上和技术上的不可逾越处。因此全国工商联的政协建议案，仅仅显示一种舆论，而非启动一种程序。它与普通舆论的区别只在于这种舆论配有一套高度程序化的表达方式。所以言路在庙堂，身份仍然是民间。

　　另一处是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并预告了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这一贯穿全年的节目。到了12月4日宪法纪念日，胡锦涛初晋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重要讲话。在“政治文明”的概念下谈论宪法权威和宪法意识。令人有纲举目张之感。并针对一年来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表示要“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在20周年的瓷婚纪念（china wedding）里，束之高阁的宪法，似乎赢得了一个整合政治权威和塑造公共空间的机会。修宪、行宪、违宪、护宪，一切关乎公共领域的话题，似乎也最终要在宪法的制高点下获得一种崭新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是全新的，也是不完整的。比如“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这一官方的正式表述，其中就明显凸现了对于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之前的共和国历史的“命名性失语”。因为这一表述无法处理当下语境与1954年以来前三部宪法时期的逻辑关系。相对于执政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意识形态化叙事，这一新的以宪法为根基的法治化叙事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显得漏洞百出。

　　另一个与之依存的关键词是“宪政”。在互联网上搜索“宪政”，其条目开始爆炸式的增长。在政治学、法学等相关学界，宪政在这头尾之间浮出海面成为今年公共领域热门而暧昧的词汇。尽管50多年前毛泽东先生发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时，“宪政”一词几乎是所有高中毕业生的常识。然而睽违已久，即便大多数学者，也囿于传统学术路径而对“宪政”的思维架构缺乏轻车熟路的体认。某知名宪法学家在纪念宪法20周年的文章中将确认美国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的马歇尔一案视为“西方宪政制度的起点”。而某民法权威谈及宪法修定时竟然从美国禁酒法案突发奇想，建议宪法增设“拒绝喝酒的权利”。芳龄20的宪法像一位大梦方觉醒的睡美人，在这一年中撩拨起人们屡扑屡起的欲望，和陌生慌乱的动作。

　　宪法与宪政，也可用婚姻与爱情的关系作譬。我借用韦伯的“世界的除魅”来理解近代宪政的缘起。除魅之后，统治权力与政治领域不再直接诉诸于某种宗教或宇宙的秩序获得说明和被服从的理由，政治秩序的“合道性”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是上帝之死在政治领域呈现的后果。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市场秩序和自由企业制度的自发演进，使一种建立在财产权和契约关系之上的人际关系的扩张成为可能。在自由主义的概念中，政治最大程度的去掉了它的神圣性和使命感，而成为一个自治和结盟的公共空间（借助代议制、联邦制等民主的制度安排）。这一空间存在的最终目标转移为确保个人（结盟者）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于是“下降型”的威权方式逐渐被“上升型”的授权方式取代。由于后者彻底改变了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也就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本质。对权力的制衡（通过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政党政治等环节）和对个体权利的维护，成为宪法的终级目标。这一目标是消极的和不可变的。而国家所欲达成的某些阶段性的社会目标就雌伏于宪法之下，成为第二位的和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