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标准宪法时代

　　现代宪法是现代社会的存在。虽然有雅典城邦宪法一说，但彼宪法非现代的此宪法，名同实不同。这就如同中国古代有牛车，牛车亦车，但它的确不是现代“车”。现代宪法出现，一个潜在的社会承认是，人们都承认和接受在保全必要自然权利基础上，过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建立分权制衡的政府。这种有组织社会生活的目的，在于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个体在社会中的自由与安全。因此， 通过宪法承认政府的必要性，是现代宪法包含着的潜在社会承认。这就意味着，人们极可能跨过“无宪时代”，进入一种新社会，即“有宪社会”。

　　自从美国宪法首创成文宪法的先例以来，成文宪法的制作，成为法律生产中的流行产品。由于成文宪法的设计和仿制大量增加，宪法的制作活动，愈来愈带上了“技术化”的色彩，宪法制作本身走上了“技术化”道路。与此适应，应运而生的是一批“宪法制作专家”、“立宪工程师”，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活动。上世纪80年代末，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塞德曼教授，在北大法学院讲授法律社会学时，就透露自己帮助纳米比亚制定宪法的经历。现在，我们摆脱萨斯恐惧的眼光，也可以依稀见到伊拉克，欲开动马力，拟在“外国专家”帮助下，进行宪法的生产活动。

　　宪法生产的技术化，反映出现代大生产社会产品制作标准化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社会大生产中的相互借鉴和模仿，映证了社会原体仿习原理。然而，制度产品的标准化，并不是国际政治强权作用的结果，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政治力量，非要各国制作“标准法律”不可。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法律产品标准化的努力，是各国的自动选择，是追求优化法律产品的结果。

　　现在，人们都纷纷研究宪法的机理，认识到宪法是限制公权的法律产品，是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产品。一些既成定式，已经成为宪法制作中的“标件”，如“（x公权机构）＋不得（y）”， “（x公权机构）＋应当（z ）”：“（公民x权利）＋不得（y ）”等。这些宪法规范的产品标件，获得世界各大生产社会人民普遍采购。甚至，由于宪法制作的标件化，宪法的文本美化、加魅化（与“祛魅”相反），特色政体构件和社会公器的配置，最多仅仅是见缝插针，略施小技。人们普遍认识到，如果宪法不是标件的组合，仅仅是充斥着加魅装饰，这样的所谓的宪法产品，使用起来极不可靠，一定会暴露产品设计中的弊端；消费它的社会人民将会感到如白化了银子，购买的是一个摆设似的大废物。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玩物性产品，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政治玩具，是“无宪社会”销售的“强生牌”或“人民牌”奶嘴宪法。

　　吾把宪法视为一种可以通过动力机制运转的东西。鉴于它通常被设计为公民权利的保护装置，为提高其性能，将其定位为一种位居我们常人生活之上的装置；由于它要监护一国公民权利，吾将宪法视为一种仅次于自然神的飞翔之物，与天使为伍。盖因此物，系由人造，因此我将此物，仍然定位为一种凡物，一种通行法律产品，而不是因它将与天使为伍，便轻易将其神化，追寄超验之维，进而将制作和完善宪法产品的“工程师”，也不恰当地神化。查尔斯。A.比尔德的宪法学研究表明，人类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制宪代表中，公债利益集团代表、从事土地投机的动产利益集团代表，生息动产利益集团代表、工商行业的动产利益集团代表、奴隶主利益集团代表，充斥着制宪代表的行伍，他们在世俗社会的眼光下，难道都是天使般的人物？

　　鉴于宪法是监护人类生活的法律产品，是给公民生活带来安全和自由的法律，是有效组织社会的法律，它必然需要飞翔在我们的生活之上，是“飞得起来的法律”。当它停留在法律制度的生态园中之时，或许真有宪法学者王磊所云的“香气”。这个法律产品的标准化制作，因此在制作技术上，就会考虑如下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