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执行了20余年的“实施法”，联邦政府得以运用司法、行政、军事等手段来保障“公正和正当的选举”，引起了一场关于全国政府的宪法权力限度的争论。1787年联邦宪法对选举权只字未提，将它置于“由各州保留”的权利之列。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不仅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和曾为奴隶而剥夺任何公民的选举权，并且授权国会制定相应法律以实施这一规定，也就是赋予联邦权力以干预原属州权范围的事务；而且，联邦法律通常不不针对具体的个人，而“实施法”则将个人违法行为列入打击范围。这实际上是联邦权力的又一次扩张，带有宪政实验的性质。信守原来那种联邦和州的权力分野的人，或对联邦介入选举权问题表示疑虑，或持强烈反对态度。民主党则一直指责共和党将黑人选举权作为延长联邦对南部进行干涉的手段，他们在废止“实施法”时所提出的理由，主要就在于：选举权问题应当由各州自行处置。

　　从王希那种中立的历史叙事中，我们还可以引申出一点看法：美国民主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实际上来自于种族问题。美国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就是一个种族多元和文化多元的国度，但是，在人数和文化势能上居于优势地位的白人，长期以来不能正确面对这一现实，他们一方面借助种族主义这一危害极大的工具，来片面推进白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坚持文化上的“盎格鲁一致性”，在种族问题上抱有一种无法摆脱的阴暗情结。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是最优越的种族，而其他种族在生理上、文化上都较为低劣，因而不能和白人分享美国社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据此在实际生活中对非白人实行歧视和迫害，其中包括剥夺和限制其政治权利，即便这种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他们也毫无顾忌。黑人选举权虽然得到宪法原则、社会价值、思想意识和政党机制等多种资源的支持，但仍不能抵挡南部白人种族主义的强大攻势。固然，在“实施法”被废止之后，南部各州采用“人头税”、“祖父条款”、“文化测验”、“财产资格”来限制黑人的政治权利，从宪法条文上说并未违宪，因为南部各州的这些措施，均未直接涉及第十五条修正案所例举的种族、肤色和曾经为奴隶等因素。发明这些不与宪法条文相抵触的手段，达到从实质上否认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的效果，这充分显示了南部白人那种充满毒素的政治智慧。在黑人选举权问题提出之初，激进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耶茨曾充满信心地说，“选票将结束黑人问题，将解决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所有事情”（转引自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p. 278），但结果却恰恰相反：黑人投票权问题刺激了南部白人的种族主义心态，使黑人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

　　在这里，我们不免产生若干疑问：为什么内战以前在北部各州就较为普及的自由黑人选举权，在内战后的南部却如此窒碍难行，以致需要动用军队来维护投票秩序呢？北部白人同样怀有种族偏见，但自由黑人的政治权利却很少成为一个问题，它何以在南方会引起那么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振荡呢？更为严重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宪法至上的观念和法治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但宪法原则一遇到种族问题何以竟会沦为一纸空文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要从南部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中去寻找。

　　对内战以前的南部社会来说，种族奴隶制乃是核心的支柱，基于这一制度形成了一种比古代社会更森严的社会分层格局，使南部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体步伐。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说，主人心态在南部白人当中沦入骨髓，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伦理、生活习俗，都是以奴隶制为支撑的。用内战时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的话说，一个低等种族的存在，使所有白人变得高贵和提高了地位（参见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pp.442-443）。当奴隶制被废除以后，南部社会和文化从根基上受到动摇，于心不甘的南部白人便用种族主义来维持内战前白人的优越地位，继续将黑人排斥在政治社会之外，以保持心理的平衡。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亨德里克斯的话表明了南部多数白人的心迹：白人和黑人不属于同一个种族，“我们是如此不同，实在不应组成同一个政治社会”（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p. 279）。另外，种族主义还经常和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更为强大的非理性的反社会力量，产生更大的破坏力。种族主义不仅使黑人深陷苦难，白人也身受其累，南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上，均呈滞后局面。这可以说是奴隶制所留下的一份沉重的遗产。可见，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种族主义一度战胜了宪政主义；这也表明了法治的限度：法律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心理和观念。法国学者阿历克西斯。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曾预言，南方废除奴隶制以后，白人对黑人的反感会加深；他还断言，“法律可以废除奴役，而能够抹除奴役的痕迹的唯有上帝”（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第398、416页）。1865年以来的南部历史，的确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