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的发音形式、书写形式大同小异，往往模糊了语词用法多样性这一至关重要之点，名词、颜色词、数词等等，它们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学习、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对每一个词我们好像都可以问：“这个词意谓什么”或“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由于问法的一致性，好像就建立了词的本质的一致性。然而，你说使用有不同的使用方式，我不也可以说意谓有不同的意谓方式吗？可以；但“使用”这个概念更容易提示其内容的不同，“不同的使用方法”比“不同的意谓方式”或“意义的不同种类”要清楚得多。这部分是由于“意义”这个词的名词性要远过于“使用”、“用法”一类。因此，“意义”这个词更容易诱导人们建构实体性的共相概念，使用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则是祓除这样的共相概念。

　　使用提示一种可公共考察的过程而意谓容易引向内心意象，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更愿选择“使用”的一个缘由，我们将在下面关于私人语言和自然理解的讨论中看到这层深意。用“使用”来代替“意义”和“意谓”还有一个优点。“使用”比“意谓”更广，专名可能没有意义，但我们仍然使用专名。“使用”这个概念固然有种种优点，但若把“意义即使用”理解为口号，理解为维特根斯坦对“意义”的定义，以为只要把“意义”都改写为“使用”，语言意义问题就解决了，那就太轻易了。“意谓”和“使用”都是一些提示词，所需关心的是这些名号下的内容。

　　“使用”这个概念的一个缺点，在于它太宽泛，奥斯汀后来说到使用和意义一样宽泛含混，“已经变得经常遭人嘲笑”。所谓宽泛，最重要的在于没有标识出使用符号和使用其他东西的差别，就是说，没有突出“意义”。把语言视作工具，古已有之，也是初级反省容易达到的结论，然而，哲学家，包括早期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内，倾向于被另一条初级反省的思路引导，把语言视作现实的反映，而这不是没缘由的。语言不是直接改变现实的工具，而是述说现实的、理解现实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工具，使用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使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用一个瓶盖当车和用车将死对方。前一种使用是赋予意义，相当于“看作”，即放到一个特定的规则系统里，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象棋规则而不是瓶盖的模样。语词的使用不同于泛泛使用，而是一种规则辖制的行为，因此有用对用错之别。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的大量讨论可以看作是对意义即使用的一个补充。我们可以用一片荷叶来代替语词，表示“荷叶”、“绿色”等等，也可以用它来蒸米饭，用它来赶苍蝇。泛泛谈论这是三种不同的用处不得要领，头一种使用和后两种使用的区别，远远大过第二种使用和第三种使用的区别。头一种使用是把荷叶当作符号来使用，就是说，把它当作样本，使它具有意义。这个关键之点，我们下文讨论“样本”时还会谈到。

　　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似乎太多变了：“语言结构是稳定的，用法是多变的。因此有理由说，是结构而不是用法决定了一种语言的同一性，规定了一种语言不同于另一种语言。”不过，上一段已经提示，只要澄清了作为符号的使用是一种特殊的使用，是在一个体系之内的使用，结构和用法之争就只是强调重点的不同，不一定是重大的义理分歧。索绪尔喜欢用象棋来比语言，维特根斯坦更常用这个比喻，棋子的使用是相当稳定少变的。

　　家族相似

　　在维特根斯坦以前，有不少思想家曾反对共相的观念，主张有些语词所称的各个或各种事物并没有唯一一个共同之处，而是其中的一些和另外一些有些相似之处，另一些又和此外的一些有些相似之处。尼采、詹姆士等都明确阐述过这一思想。不过，直到维特根斯坦明确阐述了家族相似〔Familien？hnlichkeiten，family likenesses〕的观念，这一观念才广为人知。在《蓝皮书》里，维特根斯坦注意到“对一般概括的渴求”，并尝试分析这一渴求的原由。其中第一条就是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些事物之所以归在一个一般语词之下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他举“游戏”为例，指出种种游戏并没有一种共同的特征，而是形成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具有某些家族相似之处。“一个家族的有些成员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还有一些有一样的步态；这些相似之处重叠交叉。” 与此相似，一个概念之下的各种现象A、B、C、D并不具有唯一一种或一组共同性质，而是A相似于B，B相似于C，C相似于D，等等。《哲学研究》也用大量篇幅探讨“家族相似”这个概念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他设想他的论敌诘难他说：“你谈到了各种可能的语言游戏，但一直没有说，什么是语言游戏的、亦即语言的本质。什么是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涉及句子和语言的普遍形式的那部分。”维特根斯坦回答说：